“重新起跑”的一個直接結果是社會黨國際決定召開裁軍會議并邀請美國和蘇聯(lián)代表參加。倡議召開這次會議的是勃蘭特和索爾薩。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局勢重又緊張起來，歐洲被拖入軍備競賽新階段，而讓人不解的是此時社會黨國際還沒有自己的這方面行動領袖。社會民主黨人對于有可能在西德部署美國中遠程導彈（應對蘇聯(lián)同類導彈）、在戰(zhàn)場上出現(xiàn)核武器、計劃制造中子武器深感憂慮。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美國提出新的軍事學說、聲稱有可能在歐洲戰(zhàn)場進行“有限核戰(zhàn)爭”的情況下發(fā)生的。

下面一個事實說明了當時即在20世紀70—80年代之交人們對核戰(zhàn)爭威脅的關注程度。1980年秋在馬德里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我作為《新時代》周刊的特派記者參加了這次大會。社會黨國際總書記伯恩特·卡爾遜（我以前就認識他，他在1988年的洛克比空難中遇難）提議舉行“一對一”的會見并講了這樣一件事：社會黨國際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活動家（卡爾遜沒有指名道姓，但當時可以猜出指的是勃蘭特）提議“在自己人中間”討論一下，是否到了把人類基本知識代碼化并把這些信息放到安全的地方、放到月球上去的時候！

社會黨國際裁軍會議于1978年5月在赫爾辛基舉行，一些與會者對以蘇共中央書記鮑·波諾馬廖夫為首的蘇聯(lián)代表團參會存有一定戒心。但第一步已經(jīng)邁出。波諾馬廖夫的講話提出了在裁軍等問題上建立某種協(xié)同動作經(jīng)常機制的想法，這一提議受到與會各方積極回應。社會黨國際由于自身成分復雜而無法作為談判伙伴表態(tài)，于是決定成立一個裁軍問題工作小組，小組受命進行必要的接觸，包括與蘇方，小組負責人是索爾薩，正像后來勃蘭特所寫的那樣，他是“十分了解莫斯科政治舞臺的專家”［4］，后來這一機構改組為社會黨國際裁軍和軍控協(xié)商委員會。

到1985年春大約有20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與蘇共建立了聯(lián)系，并通過互派代表團、交換信件和信息保持著聯(lián)系，協(xié)商委員會對莫斯科和華盛頓進行了一系列“穿梭式”訪問，以便同官方人士、外交官、軍事專家討論那些能夠推動當時停滯不前的蘇美談判進程的想法和建議。國際社會民主黨主張回到緩和的立場，在當時對里根政府堅持“星球大戰(zhàn)”計劃并向“萬惡的帝國”發(fā)出威脅的對抗方針是某種制衡［5］。米·謝·戈爾巴喬夫在其1985年3月會見協(xié)商委員會時有種種理由對該委員會的活動給予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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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謝·戈爾巴喬夫在蘇聯(lián)取得領導地位和他倡導實行的蘇聯(lián)對外政策的轉變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引起了特別關注。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比他們的右派、保守派陣營的論敵更有對這一轉變的意義作出正確評價的準備。雙方對發(fā)展關系的關注有了新的動機。

在社會民主黨人方面這一點在最初幾個月就表現(xiàn)出來：1985年5月比利時、意大利、法國和希臘社會黨代表團，英國工黨代表團，芬蘭和瑞典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與其他許多代表團來到莫斯科參加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40周年慶?；顒?，這樣做顯然不僅是為了對蘇聯(lián)各族人民為共同戰(zhàn)勝法西斯作出的貢獻給予應有的評價，而且是為了對蘇聯(lián)領導人更替后的形勢進行“試探”。英國工黨領導人尼爾·金諾克當時致信戈爾巴喬夫（他們在這之前即1984年12月在倫敦見過面）表示，希望恢復1945年偉大勝利帶來的合作精神［6］。

同年5月底，維利·勃蘭特應戈爾巴喬夫邀請來到莫斯科，舉行了他們之間的第一次會見（順便說一句，在這之前不久里根拒絕會見正在美國訪問的勃蘭特），會談給勃蘭特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是戈爾巴喬夫在回答所謂“人道主義”問題時的坦誠，勃蘭特后來在回憶這次會見時寫道：“早在1985年我們第一次會見時我就認為戈爾巴喬夫是一位內(nèi)行干練、了解情況、堅定而又靈活的對話者。關于個人的歷史作用的永恒爭論獲得了新的同時又特別鮮明的色彩。有關人員相信，他的論證方式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他和他的夫人多年來屢屢在思想上遭遇的失敗。然而即使了解蘇聯(lián)現(xiàn)實情況的人也不懷疑，蘇聯(lián)內(nèi)外政策將要發(fā)生多么深刻的變化?！保?］

戈爾巴喬夫本人通過這次會見也相信，同國際社會民主黨在政治上協(xié)同動作存在著現(xiàn)實可能性［8］，對話雙方商定通過受托人保持經(jīng)常接觸。這一聯(lián)系渠道后來一直暢通，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米·謝·戈爾巴喬夫以總書記身份進行的第一次出國訪問就安排給了社會黨人——法國總統(tǒng)密特朗；當時西方輿論注意到這一情況，盡管訪問具有國事性質(zhì)，法國電視臺在訪問前夕對戈爾巴喬夫進行了專訪，記者們問道：“據(jù)說你們與歐洲所有社會民主黨政府都保持著良好關系，是嗎？”戈爾巴喬夫答道：“近年來我們與各社會民主黨進行了積極的合作……我們認為，我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分歧不會妨礙在解決戰(zhàn)爭與和平等迫切問題上的合作?！保?］

社會黨國際第二次裁軍會議于1985年10月中旬在維也納召開，此時距擬議中的蘇美日內(nèi)瓦最高級會晤只有5個星期，這樣一來，這次會議就成了向世界輿論表示其憂慮并呼吁兩個超級大國領導人達成積極協(xié)議的合適機會。應邀出席這次會議的有美國、蘇聯(lián)、聯(lián)合國以及中國、印度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官方代表，會上許多發(fā)言人提到蘇聯(lián)新領導人的和平建議，認為這些建議值得認真對待和討論。

因此，美國政府代表——軍控和裁軍署署長肯尼斯·阿德爾曼的發(fā)言使人們大失所望。阿德爾曼在會議第二天才抵達，而且第二天上午議程安排他發(fā)言他又不在會場，這很可能是一個花招：讓蘇聯(lián)代表（鮑·波諾馬廖夫）第一個走上講壇，以便隨后對蘇聯(lián)以前的整個政策提出指責，試圖以此證明美國戰(zhàn)略防御倡議是“防御性的”。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對會議產(chǎn)生了消極影響，人們紛紛向阿德爾曼提出問題，然而他的回答并未消除提問者的疑問和憂慮。在向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發(fā)出的《維也納呼吁書》中提出的建議與蘇聯(lián)新的對外政策大體上是一致的，這一政策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在戈爾巴喬夫向黨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在此之前即在1986年1月15日的聲明中所提出的銷毀核武器的計劃中，獲得了更加具體的說明。

在蘇共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傳來了社會黨國際主席、時任瑞典首相的奧洛夫·帕爾梅遇刺身亡的消息。蘇共代表大會代表們默哀一分鐘悼念瑞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1993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斯德哥爾摩紀念帕爾梅的講演中說到：“不難想象事情的微妙：5000名代表，當時還是社會民主黨思想敵人的共產(chǎn)黨的代表大會，遠未發(fā)展到人們的頭腦已擺脫數(shù)十年來所灌輸?shù)钠姾皖B固教條程度的改革。但在我們中間，在蘇共領導人中間，沒有絲毫疑問：代表大會應當對這位卓越人物表示悼念。大會主席在宣布會議開幕時提議這樣做，全體代表起立默哀?！痹谀У倪@一刻，用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說，一些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思想解放、逐漸理解全人類價值重要性的東西印在了許多人的心目中。

按照韋內(nèi)寧的評價，戈爾巴喬夫（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報告中關于國際關系問題的許多觀點與社會黨國際的根本方針是相近的，代表大會促使人思考，戈爾巴喬夫的“新哲學”值得社會民主黨人給予最認真的關注。德國聯(lián)邦議院的一批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分析了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材料并得出結論，蘇聯(lián)的變化對于社會民主黨人制定東方政策第二階段的基本思想具有重大意義，他們認為目的是促進建立“歐洲兩個政治體系之間平衡的政治和經(jīng)濟相互依存網(wǎng)”，同時還打算利用社會黨國際東方政策的新階段鼓勵共產(chǎn)黨內(nèi)的改革派別并展示與“民主反對派”的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