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7 范文瀾：“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人物索引】

范文瀾（1893—1969）字仲云，浙江紹興人，生長在書香之家，5歲入私塾，開始讀四書五經(jīng)和其他古代典籍。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生平著作甚豐，他曾先后在山陰縣學堂、上海浦東中學和杭州安定中學求學，后考進北京大學文預科，翌年考進北京大學文本科國學門。畢業(yè)后，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中法大學和輔仁大學等高等院校執(zhí)教。在河南大學執(zhí)教時，積極參加抗日活動。1940年到達延安，擔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第二年，就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建國后，他先后擔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6年，他當選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候補中央委員，1969年，又當選為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69年7月29日，范文瀾因病醫(yī)治無效，與世長辭。

枯燥的求學生涯

范文瀾7歲進書房，老師姓趙，據(jù)說這位趙老師的“坐功”在蒙師群中很著名。趙老師從不生病，也從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個月假，其余300多天，都總是像機器人一樣，依規(guī)律教書。趙老師剛開始教范文瀾讀司空圖的《詩品》，接著又讀《大學》《中庸》等等所謂四書五經(jīng)。范文瀾記憶力很差，對其中的一些知識總是糾纏不清，在背書時就會挨打。

14歲那年春天，范文瀾的父親將其送進縣立高等小學堂。當時，校長對范文瀾特別“優(yōu)待”，讓范文瀾插三年級。這種特別的“優(yōu)待”卻讓范文瀾吃盡了苦頭！第一次上英文課，就讀“皇家讀本”第二冊“烏龜和兔子賽跑”那一課。范文瀾連字母都沒有認過，所以一進講堂，即刻變成“傻瓜蛋”，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是好。后來范文瀾堅決要求校長設法“救濟”，于是校長就準許范文瀾課外學一個月的Primer，如此，范文瀾總算是學了些字母、拼音，還有最簡單的造句法。在一位令范文瀾難忘的同學陶治安的幫助下，也就是大概一年以后，范文瀾追上了同學們。

后來，范文瀾在浦東中學堂讀了一年書后，轉學到了杭州安定中學堂。在這里，范文瀾悠閑地度過了四年的中學生涯。從中學畢業(yè)后，范文瀾冒險去上海國文預科考試，當時他自己覺得卷子寫得不成模樣，錄取絕無希望。當時，范文瀾的叔父鼓勵他，仍讓他去北京進私立大學。范文瀾來到北京后，他的表弟許君在車站接他時，告訴他已經(jīng)被錄取了。后來，范文瀾從預科轉到本科。當時，軍閥混亂，政治污濁，學校腐朽，學生醉夢，這一切也正是“五四”運動大風暴前的寂靜時刻。而范文瀾當時正沉溺在訓詁考據(jù)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快要來到，他只感覺當時百無聊賴。在無聊之際，范文瀾讀了相當數(shù)量的佛經(jīng)，《大乘起信論》是隨身密伴，“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課。當時，范文瀾雖然沉迷于學佛，但是也很反對學校不合理的措施，在學校時幾乎被斥退。在“五四”運動前兩年，范文瀾從大學畢業(yè)。

與魯迅的“黨同伐異”

范文瀾與魯迅同為浙江紹興人，1913年范文瀾在北京大學文科學習時，因為自己的姑父許銘伯與魯迅同住紹興縣館而相識。1917年范文瀾從北大畢業(yè)后，一邊給校長蔡元培當私人秘書，一邊與三年級的馮友蘭及二年級的傅斯年、俞平伯等人一道，在北大文學研究所國學門做研究生，半年之后因故辭職。1922年到張伯苓任校長的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24年起任大學部講師。

范文瀾在南開大學執(zhí)教期間做了《整理國故》的演講，在演講中曾這樣說：“近來有人一味狐疑，說禹不是人名，是蟲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確實證據(jù)？說句笑話罷，一個人誰是眼睜睜看明自己從母腹出來，難道也能懷疑父母么？”而當時魯迅就針對這一言論，以風聲的署名，在孫伏園主持的《晨報副刊》發(fā)表《對于“笑話”的“笑話”》，借機將范文瀾的言論好好地笑話了一番。魯迅在文章中寫到：“古人著書，多用兩種方式發(fā)表：（一）假托古圣賢，（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種人，好像呂不韋將孕婦送人，實際上搶得王位……我也說句笑話罷，呂不韋的行為，就是使一個人‘也能懷疑父母’的證據(jù)。”

魯迅對于范文瀾的“笑話”，其實是所謂新舊學派之爭的一種表現(xiàn)。此時的魯迅與范文瀾，恰好是站在“新舊學派之爭”的敵對立場上的，借用魯迅的說法，兩個人之間應該是“黨同伐異”的關系。

《對于“笑話”的“笑話”》的發(fā)表，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魯迅與范文瀾之間的正常交往。一年后的1925年，此時的魯迅，由于支持許廣平等人領導的女師大學潮被章士釗免去教育部僉事職務，許壽裳和齊壽山兩人為聲援魯迅也宣告辭職。有許壽裳在，魯迅與范文瀾之間由“伐異”的敵對到“黨同”的和解，應該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1929年5月，由上海到北京省親的魯迅，與范文瀾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此時的范文瀾已經(jīng)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和北京大學教授。1929年5月28日的魯迅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晚訪幼漁，在其寓夜飯，同坐為范文瀾君及幼漁之四子女。李霽野來訪，未遇。孫祥偈、臺靜農(nóng)來訪，未遇?！?932年11月魯迅第二次回北京省親時，與范文瀾之間的關系又有更進一步的發(fā)展。魯迅日記中說：“十八日晴。晨得幼漁信。下午……霽野、靜農(nóng)來，晚維鈞來，即同往同和居夜飯，兼士及仲沄已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