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通過了禁止勞工承包制度的法律，意大利移民卻很少承認他們是出了錢才找到工作的。他們對包工頭制度利弊得失的衡量，顯然與改革家們的衡量大不相同。雖然改革派的努力沒有能阻止包工頭制度的存在，但它卻被時代所逐漸淘汰。隨著美籍意大利人日趨熟悉所在國的語言和文化，有本領去自謀職業(yè)，能適應美國的工作環(huán)境，包工頭提供的那些方便對他們來說就越來越?jīng)]有什么價值了。20世紀初，這個制度很快就消亡了，但其殘留的痕跡直到20世紀30年代仍然存在，主要體現(xiàn)在年齡較大的工人當中。

社會組織

在美國和在南部意大利一樣，家庭對于意大利人來說，是壓倒一切的關鍵組織。確實，家庭幾乎是能夠要求人們效忠的唯一組織。

宗教并不是與家庭在“競爭”忠誠方面的強大對手。盡管大部分意大利移民都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堂在意大利對他們并沒有強大的約束力，意大利普遍存在反對教會官僚的氣氛，而由愛爾蘭人把持的美國天主教與他們的關系就更加疏遠了。在南部意大利，教堂的祈禱禮儀很少有人參加，除非逢到圣誕節(jié)、復活節(jié)等重大節(jié)日。在美國，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給教會的捐款，按人頭計，只相當于波蘭裔、愛爾蘭裔或德裔天主教徒的5%~10%。愛爾蘭人和南部意大利人時常在天主教教義的觀念上發(fā)生沖突。南部意大利人的宗教觀念不那么刻板，節(jié)日禮儀偏重熱鬧，注重對守護神和圣母瑪利亞的崇奉，而不拘泥于意識形態(tài)上的正統(tǒng)性，對圣餐或念珠祈禱也不在乎。

正如南部意大利文化的其他內(nèi)容一樣，宗教是高度個人化的。沒有幾個意大利人愿去當教士，而在由愛爾蘭人操縱的美國天主教內(nèi)部，意大利裔教士也極少有升遷的機會。在移民時代，意大利人子女極少在教區(qū)學校上學。這些學校即便設在意大利移民街區(qū)，也由愛爾蘭裔修女來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制在愛爾蘭人手里是一樣的。譬如在芝加哥，意大利裔的學齡兒童在教區(qū)學校就讀的不到5%，而在紐約，意大利人的子女進入公立學校的人數(shù)是入教區(qū)學校人數(shù)的7倍，相比之下，愛爾蘭人子女在公立學校讀書和在教區(qū)學校讀書的人數(shù)，大致是相等的。用意大利文出版的報紙公開倡導不要到教區(qū)學校去讀書，理由是宗教教育應當在家庭里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