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裁撤都督應(yīng)采取“根本解決”，不留后患的原則，以軍政、民政分開，同時打破“軍權(quán)上之地方區(qū)域”，軍權(quán)收歸中央。具體做法：

第一，由中央收回軍政實權(quán)。

第二，由中央任命省尹。有關(guān)這一條，他特別提出：(1) 凡擔任過都督的，一律暫不授以省尹；(2) 凡由都督設(shè)置的民政長應(yīng)予調(diào)任。這樣做的目的在于消除原有都督的影響——從此點出發(fā)，他甚至提出為了“拔本塞源，固統(tǒng)一之基”，不如廢棄省制，僅存“道”一級地方政府。

第三，“依其形勢施設(shè)之便”，而非以省行政區(qū)為據(jù)劃分軍區(qū)。各地駐軍以內(nèi)輕外重，即加強邊防為原則，全國分“閩粵黔桂滇”、“沿江各省”、“南北滿”、“內(nèi)外蒙”、“前后藏”共5大軍區(qū)。

第四，廢除“都督”的名義。

他還認為，裁督之后，為防備土匪作亂、妥善解決兵的質(zhì)量、合理使用軍費，必須做好善后工作。其做法一是整頓全國警察，使之成為維持治安的主要力量；二是整理軍隊，淘汰老弱，補充精干，杜絕“空額盜餉”現(xiàn)象。

李大釗申明：他提出的裁督方案，實為不得已之舉。只是因為中央命令不能下達，地方混亂不能休止，人民幸福無從得到，財政紊亂無法理清，吏治頹廢無以振作，“神州郁塞，憔悴斯民。萁豆相煎，操戈同室”。推原探本，無不是因都督從中作梗而來。

不僅如此，“方今國勢之危，倍于前清……若猶各自雄長，不速籌共救之謀，近蹈巴爾干之覆轍，遠步埃及之后塵”，祖宗“辛艱締造之河山”將“豆剖粉裂以去”，四千年“聲華明盛”之中華民族將“為波蘭、為印度、為朝鮮……長為異族之奴”。

他切望曾為建國元勛的都督們認識到“中央非專制之局”，從有利于國家的角度考慮，慷慨解除兵權(quán)，至天下太平。這樣，都督自己既沒有兔死狗烹之感，中央亦不必效宋太祖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quán)”故事。彼此“開誠布公，雍容揖讓”，而對于四億同胞百姓卻如有赦命之恩德。

李大釗發(fā)表上述見解時才24歲。多年蘊蓄的知識涵養(yǎng)，敏銳的政治目光，使他不僅把握了問題的關(guān)鍵，而且觀察細致，論述周詳，觀點鮮明，語言犀利，字里行間洋溢咄咄逼人之氣。

然而，畢竟是尚未邁出校門的學子，他似乎沒有看到他所關(guān)注的兩個問題表面下掩蓋著的是革命者與野心家之間、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斗爭。

他在泛泛批評政黨不利于國家的言行之時，更多的指責是針對手中掌握部分武力，試圖用遷都、《臨時約法》等要求或手段制約袁世凱，又在國會競選中獲得多數(shù)席位，對袁世凱的權(quán)勢形成很大威脅的國民黨的；他在泛論都督危害國家統(tǒng)一時，其主要矛頭也是針對給袁世凱造成很大麻煩的由國民黨人擔任的皖、贛、湘、粵等省都督的。而他撰寫《裁都督橫議》一文之時，又正是袁世凱同其部將策劃以武力討伐南方數(shù)省國民黨軍事政治力量之時。

李大釗當然不可能知道袁世凱的陰謀，但他發(fā)表的文章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為袁世凱鎮(zhèn)壓革命力量進行輿論宣傳的作用。

盡管如此，沒有什么材料證明李大釗與袁世凱及擁袁的政治勢力有什么聯(lián)系。事實上，李大釗也一定程度地接受了當時對袁世凱的專制傾向有所疑慮的人們的看法。他對袁世凱有這樣一番評論：

載余以還，大局寢于厝火積薪之安。險象環(huán)生，時虞粉裂。梟雄之桀，習為掉弄風云，而自當其運遇之驕子，其舉動恒有軼乎法范者。方風馳云擾之會，所以震伏群魔、收拾殘局者，固不得不惟此梟雄是賴也。顧威勢所播，疑忌斯起，而崎嶇奔越，日向康衢泰運以陵進乎前轅。世之倚重于彼者，其效用乃隨時勢而有所蛻減，終且視為禍根，則疑而防之誠宜矣。

這里說的是民國成立一年多時間里，政局只是在已經(jīng)點燃的薪柴之上表現(xiàn)出相對的安寧，險情不斷，令人時時擔憂統(tǒng)一之局會破裂粉碎。慣于撥弄風云的梟雄中的高超者當然是時逢世運的驕子，而其行事經(jīng)常會超越法律和道德規(guī)范。當各種勢力蜂起之時，為了震懾壓服四方的擾亂者，只有依靠此梟雄。但當此梟雄的聲威勢力傳播開來時，對他的疑忌也就隨之而起，而他的威勢建立和發(fā)展雖然并不順利，畢竟日日向前，超過以往。人們看重他，希望他發(fā)生的作用卻愈來愈減小，最終人們將此梟雄視為(未來專制的)禍根，由疑忌進而采取防備之策，這確實是應(yīng)當?shù)摹?/p>

此中的“梟雄之桀”即指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