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的祖父李如珍，字懷瑾，生于道光七年(1827年)，逝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他撫養(yǎng)李大釗達18年之久，對李大釗幼年時期性格的形成、興趣與攝取知識方式，以及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的初步確立等給予了重要影響。

李如珍是兄弟3個中最有能耐的人。青年時期他曾同本鄉(xiāng)別的不甘窘困于貧瘠土地上的人一樣，外出“闖關東”，到長春、萬寶山一帶經商。

那時，樂亭縣外出跑買賣的人大體分為兩種：“出口貿易挾貲營運謂之財主，代人持籌謂之伙計。”李如珍既不像財主，也不像伙計，他開了一個雜貨鋪，倒也賺了一些錢，后來年紀漸長，擔心遭“胡子”(東北稱土匪為“胡子”)搶劫，回到家鄉(xiāng)。

農民有了錢，第一件事就是買地造房。李如珍陸續(xù)購置了90多畝地，并將老屋拆掉，另建一套像樣的宅院。

這套新宅院南北長50多米，東西寬18米，總面積1000平方米有余。宅院四周是一丈高的青磚墻。院門口是高高的臺階。高大寬敞的黑大車門旁邊立著一個拴馬石樁。前后三進院落，共有房屋21間。房屋全部為磚木結構，比起周圍人家的房子都要高。據說全院布局由李如珍一手設計。他沒有照本地舊式房屋的規(guī)矩格式，而是設計成門與門錯落有致，東西廂房各具風格，門窗的“上亮”形狀樣式各異。

他給自己的屋子起了個“懷德堂”的堂號，又把宅院叫做“鴛鴦宅”。這一對莊重別致名字的結合，以及那古樸的建筑新型的樣式里別具的匠心，反映了隱隱變化著的時代中有了一段商人經歷，吸收了些商業(yè)氣息的農民的審美意識。

同自己的父親李為模一樣，李如珍也是一個急公好義之人。

大黑坨村的農民為了求神保佑風調雨順，燒香拜佛之外，每年夏天都要搭臺唱戲。但是，一直找不到一個寬敞的場所。李如珍決定為村里解決這一困難。他用了六七年時間，先后募集銅錢1200余吊，自家捐獻460余吊，分數次將本村華嚴寺門前約10畝左右的土地買下來，作為“香火地”獻給村民。

光緒十三年(1887年)，李如珍終于完成了這樁心事。由昌黎縣增廣生趙輝斗撰文，當時尚在世的李如珍的兒子李任榮書寫，一塊“華嚴寺前置買香火地基碑”樹在了華嚴寺前那塊“福地”上。

成童之后的李大釗會不止一次地跟著祖父來到這塊“福地”，觀看他那從未見過面的父親的雋秀筆跡，同時從碑文落款最上面“督辦人從九品　李如珍”一行字里體會著祖父在村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從九品”，是清代官僚18等品級中最低的一等，大抵相當于鄉(xiāng)官。

皇權時代的國家，皇帝“奉天承運”、大權獨攬、發(fā)號施令。從中央到地方一大群官僚利用威權實現(xiàn)皇朝意志，收斂賦稅，既是壓迫者，又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國家法律的代言人、公眾事業(yè)的組織者。

官職、官品是權力和社會地位的象征。誰想有所作為，無論為國效力、為民謀福，還是謀求顯位、光宗耀祖，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都要做官。

普通人想做官須經讀書科考獲取功名，或以功德得到選拔。在清朝末年，也有不少花錢捐得功名官品的。李如珍的“從九品”官銜是經科考？還是舉拔？抑或是捐??？尚無充分的材料說明。但他得到并且重視這一官銜這件事情本身足以證明，他的價值觀念仍在傳統(tǒng)之中，經商賺錢并沒有使他認定可以商業(yè)傳家。正由于這個原因，他要自己的兒子，兒子死后又要孫子發(fā)憤讀書，力圖走上仕進之路。

李如珍一生活了80歲，這在同一時代是少有的高壽。他的兩個弟弟一個早于他18年病故，一個早于他10年病故。能活到這么大年齡，除多年奔波給了他一副健康的體魄外，心胸開闊，熱心公益事業(yè)，留心周圍的大小事情，熱衷為他人排憂解難，對生活的積極態(tài)度和進取精神等，都可能是其原因。

在小孫子的眼里，祖父是一個四方大臉、膀大腰圓、結結實實的老頭。他直爽好客，愛說話，愛管閑事，街坊鄰里有了糾紛，他去調解；誰做了壞事，他毫不留情地數落。他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因此村里人叫他“李鐵嘴”。他勤勞節(jié)儉，會算賬，家中里里外外安排花銷都由他籌劃。他有時看上去脾氣暴躁，但對自己的孫子除了在學習上嚴厲督促外，總是又慈祥，又耐心。

沒有父母的孤兒在孩子堆里常受欺負，嘲笑或侮辱。李大釗是遺腹子，更少不了遇到這類事情。同時出于對孫子接觸外面“邪惡”的擔心，祖父盡可能不讓孫子一個人跑到外面去玩。為了使他不感孤單，老人在后院種了些花草樹木，還喂養(yǎng)了貓和狗給他做伴。

祖父的這些慈愛舉動，一方面給孫子童年的生活增添了樂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孩子早熟和因缺少與同齡孩子正常交往形成的“交往性緊張”心理。這種心理由于持續(xù)較久的成才和道德教育引導，逐漸形成較強烈的道德自律感和知識超越欲；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種矛盾的性格傾向，比如，內心的外向沖動和外表的內向壓抑；剛強的進取意識和慎重的穩(wěn)健態(tài)度等。這些對李大釗成年之后思想性格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