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過后，蔣夢麟興奮地等待著加州大學第二個學期在1909年2月間開學。在忐忑不安的期待中蔣夢麟滿懷希望，因為經過幾個月的加倍努力，他的語言能力確實獲得很大提高。

快開學時，蔣夢麟以上海南洋公學的學分申請入學，以中文學分抵補拉丁文學分，結果獲準進入農學院。

蔣夢麟過去的準備幾乎一直偏重于文科方面，現(xiàn)在突然轉到農學院，并不是他心血來潮，沖動選擇。他之所以同意轉學農科，并不像有的青年學生聽天由命的那樣隨便，而是他經過慎重考慮后的選擇。蔣夢麟認為，中國既然以農立國，那么只有改進農業(yè)，才能使最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得到幸福和溫飽。同時他幼年時代畢竟是在以農耕為主的鄉(xiāng)村中長大，對花草樹木和鳥獸魚蟲本來就有濃厚興趣。為國家，為私人，農業(yè)都似乎是他最適合的學科。此外，他還有一個次要的考慮，那就是他從小身體羸弱，他想如果能在田野里多接觸新鮮空氣，對他的身體一定會有莫大好處。

在加州大學農學院第一學期的功課主要有植物學、動物學、生理衛(wèi)生、英文、德文和體育等。除了體育是每周六個小時外，其余每科都是三小時。植物學和動物學引起了蔣夢麟的極大興趣，因為他早在少年時代就喜歡在課余觀察和研究鳥獸魚蟲的生活情形，因此當他用顯微鏡觀察到用肉眼根本無法辨別的細微物體時，其興奮之態(tài)可以想見。

望遠鏡是眼睛的另外一種延伸，利用望遠鏡可以觀察無數(shù)的繁星。蔣夢麟在農學院讀書的時候，最渴望到黎克天文臺去見識見識世界上最大的一具望遠鏡，但始終因故不克遂愿。后來蔣夢麟花了二毛五分錢，從街頭的一家望遠鏡去眺望行星，發(fā)現(xiàn)銀色的土星帶著醒目的星環(huán)，在蔚藍色的天空中冉冉移動，與學校里天體掛圖上所看到的一模一樣。當時的經驗真是又驚又喜。

當蔣夢麟在加州大學農學院讀了半年時，他的一位朋友勸他放棄農學之類的實用專業(yè)，另選一門社會科學。這位同學認為，農業(yè)科學固然重要，但是從中國實際情況看，目前中國最需要的似乎并不是農業(yè)科學，而是比農業(yè)科學更重要的社會科學。除非中國能夠參酌西方國家的近代發(fā)展來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否則中國的農業(yè)便無法單純憑借技術的進步去解決。其次，如果不改修社會科學，那么眼光便可能只局限于實用科學的小圈子，無法了解農業(yè)之外的重大問題。

蔣夢麟曾經研究過中國史，也研究過西洋史的概略，對各時代各國國力消長的情形有相當了解，因此對這位朋友的勸告頗能領悟。朋友的箴言使蔣夢麟一再考慮，因為他已再度面臨人生的三岔路口，遲早得有一個抉擇。

我們知道，蔣夢麟不是一個輕易改變自己看法的人，也是不會輕易決定重大事件的人。有一天早晨，蔣夢麟正預備到農場看擠牛奶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子去上學。蔣夢麟觸景生情，他忽然想起：我在這里研究如何培養(yǎng)動物和植物，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養(yǎng)人才呢？農場不去了，蔣夢麟一直跑上卜技利的山頭，坐在一棵古橡樹下，凝望著旭日照耀下的舊金山和金門港口的美景，蔣夢麟腦子里思潮起伏，細數(shù)著中國歷代興衰的前因后果。忽然之間，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爛漫的小孩，像凌波仙子一樣從海灣的波濤中涌出，要求蔣夢麟給他們讀書的學校，于是蔣夢麟毅然決定轉到社會科學學院，選教育為主科。

從山頭跑回學校時已近中午，蔣夢麟直接跑到注冊組找蘇頓先生，請求從農學院轉到社會科學學院。經過一番詰難和辯解，轉院總算成功了。從1909年秋天起，蔣夢麟開始選修邏輯學、倫理學、心理學和英國史，他的大學生涯也從此開始步入正軌。

歲月平靜而愉快地過去，時間之沙積聚的結果，蔣夢麟的知識也在大學的學術氣氛下逐漸增長。他從邏輯學里學到了思維是要一定方法的，觀察對于歸納推理非常重要，而且觀察必須要有一定目的和固定對象，不能聽憑興導致胡亂觀察。因此，蔣夢麟刻意訓練自己的觀察能力，他開始觀察校園之內以及大學附近所接觸到的許許多多事物。母牛為什么要裝鈴？尤加利樹的葉子為什么垂直地掛著？加州的罌粟花為什么都是黃的？

有一天早晨，蔣夢麟沿著卜技利的山坡散步時，發(fā)現(xiàn)一根水管正在汩汩流水。水從哪里來的呢？蔣夢麟沿著水管找，終于找到了水源，他的心中也充滿了童稚的喜悅。這時他已經到了相當高的山頭，他很想知道山嶺那一邊究竟有些什么。翻過一山又一山，發(fā)現(xiàn)這些小山簡直多不勝數(shù)。越爬越高，而且離住處也越來越遠。最后只好放棄初衷，沿著一條小路回家。歸途上發(fā)現(xiàn)許多農家，還有許多清澈的小溪和幽靜的樹林。

這種漫無選擇的觀察，結果自然只有失望。最后蔣夢麟終于發(fā)現(xiàn)，觀察必須有固定的對象和確切的目的，不能聽憑興致，導致亂觀亂察。天文學家觀察星球，植物學家觀察草木的生長。后來蔣夢麟又發(fā)現(xiàn)另外一種稱為實驗的受控制的觀察，科學發(fā)現(xiàn)就是由實驗而來的。

念倫理學的時候，蔣夢麟學到了道德原則與行為規(guī)律的區(qū)別。道德原則告訴人們?yōu)槭裁慈舾晒J的規(guī)律契合某一階段文化的需要；行為規(guī)律只要求大家遵守，不必追究規(guī)律背后的原則問題，也不必追究這些規(guī)律與現(xiàn)代社會的關系問題。

在中國，人們的生活是受公認的行為規(guī)律所規(guī)范的。追究這些行為規(guī)律背后的道德原則時，蔣夢麟的腦海里總是馬上涌現(xiàn)出洶涌的波濤。一向被認為最終真理的舊有道德基礎，就像遭遇地震一樣開始搖搖欲墜。同時，蔣夢麟的教授赫利·奧佛斯屈里特（Harry Overstreet）也給了他很多啟示。傳統(tǒng)的教授通常只知道信仰公認的真理，同時希望他的學生如此做。而奧佛斯屈里特教授的思想?yún)s特別敏銳，因此促使蔣夢麟探測道德原則的基石上的每一個裂縫。他們上倫理課時總有一場熱烈的討論。蔣夢麟平常不敢參加討論，一方面由于他的英語會話能力不夠，另一方面由于他與生俱來的自卑感、怕羞心理。因為1909年前后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那時的中國年輕人特別是在美國留學的青年學生對中國前途缺少信心。蔣夢麟雖然不愿參加討論，但聽得卻很用心，很像一只聰明伶俐的小狗豎起耳朵聽它的主人說話，意思是懂了，嘴巴卻不能講。

盡管蔣夢麟不愿或者說不能參加學生們的討論，但他必須按照教授指定的書目，大量閱讀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約翰福音和奧里留士等。念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后，使蔣夢麟對希臘人窮根究底的精神有了深刻印象。他覺得中國儒家的四書等經典富于道德色彩，希臘哲學家卻洋溢著敏銳的智慧。這個印象促動蔣夢麟后來研究希臘史，他的博士論文實際上就是對古代希臘思想和中國古代思想進行比較研究。

研究希臘哲學家的結果，使蔣夢麟了解到希臘思想在現(xiàn)代歐洲文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明白為什么歐美教育中格外強調希臘文的重要性，強調希臘文是自由教育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