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他寫信給院長蔡元培，該信全文如下：

午間與適之先生及陳寅恪兄餐，談及八千麻袋檔案，本是馬鄰翼時代由歷史博物館賣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麻袋，李盛鐸以萬八千元（按：實為一萬六千元)自羅振玉手中買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儲之。其中無盡寶藏。蓋明清歷史，私家記載，究竟見聞有限；官書則歷朝改換，全靠不住。政治實情，全在此檔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諱，官書不信，私人揣測失實。而神、光諸宗時代，御虜諸政，《明史》均闕。以后《明史》改修，《清史》編纂，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羅振玉稍整理了兩冊，刊于東方學(xué)會，即為日本、法國學(xué)者所深羨，其價值重大可想也。

去年冬，滿鐵公司將此件訂好買約，以馬叔平(按：馬衡字叔平)諸先生之大鬧而未出境。李盛鐸切欲即賣，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響，如不再買來保存，恐歸損失。今春叔平先生致函斯年設(shè)法，斯年遂與季(按：指戴季陶)、騮(按：指朱騮先，即朱家驊)兩公商之，云買，而付不出款，遂又有燕京買去之議。昨日適之、寅恪兩先生談，堅謂此事如任其失落，實文化學(xué)術(shù)上之大損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擱筆，且亦國家甚不榮譽之事也。

［1］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頁。

擬請先生設(shè)法，以大學(xué)院名義買下，送贈中央研究院，為一種Donation（此恐為Donation之誤，意為捐贈品），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責(zé)成歷史語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則（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散，于國有榮。（二）明清歷史得而整理。（三）歷史語言研究所有此一得，聲光頓起，必可吸引學(xué)者來合作，及增加社會上（外國亦然）對之之觀念，此實非浪費不急之事也。先生雖辭去大學(xué)院，然大學(xué)院結(jié)束事務(wù)，尚有杏佛先生負(fù)責(zé)，容可布置出此款項，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與杏佛先生切實商之。此舉關(guān)系至深且巨也。至費用，因李盛鐸索原價一萬八千元，加以房租，共在兩萬以內(nèi)，至多如此。叔平先生前云可減，容可辦到耳。［1］

蔡元培收到傅斯年的信以后，便致函楊杏佛，商議購買事宜。1928年12月，史語所派員至北平，由馬衡介紹，找李盛鐸洽談，后又由陳寅恪、李宗侗出面辦理。1929年3月，陳寅恪致信傅斯年，說已向李盛鐸預(yù)付定金，并說由羅振玉清理印出之史料乃其中之極少數(shù)，其余并未開包。最后，中央研究院買下了這批檔案，交由史語所進行整理。

清季以來，這批檔案數(shù)易其主，輾轉(zhuǎn)搬運，潮濕腐爛、鼠嚙蟲蛀，損失相當(dāng)嚴(yán)重。一般官僚政客，乘檢視之機，將珍貴案卷攫為己有，加上紙店主人挑選出售，羅、李收藏時各有留取。歷史語言研究所運進時，計稱得存于天津之檔案6萬余斤，存于北平的部分大約與之相當(dāng)，總計約12萬～13萬斤，較原來已少了2萬余斤。

1929年春，史語所遷至北平后，傅斯年當(dāng)即決定將存于天津的那部分檔案運回北平，與原存北平者合并一處進行整理。他選定了屬于歷史博物館的午門樓為存放整理處。7月，教育部出面將此房舍撥給中央研究院，委托歷史語言研究所管理使用。傅斯年即派人操持維修午門東西廊房，作為工作室，同時購進了整理用具。8、9月間，平津兩地檔案陸續(xù)運至。9月，傅斯年籌劃組織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會”，他與陳寅恪、朱希祖、陳垣、徐中舒5人為編刊委員。陳寅恪博學(xué)多識，精通滿蒙文字，長于文史考證，當(dāng)時雖已出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但仍在清華、北大兼課，陳乃學(xué)問大家，組織領(lǐng)導(dǎo)，非其所長，故歷史組之事務(wù)，包括檔案整理之規(guī)劃，多由傅斯年包辦。朱希祖是北京大學(xué)的教授，傅斯年的老師，他曾用心采輯明季史事，參加過北大所接收的清內(nèi)閣檔案的整理，在這方面很有經(jīng)驗。陳垣當(dāng)時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掌文獻部，曾領(lǐng)導(dǎo)、規(guī)劃清宮檔案的分類整理，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擬定的《整理檔案八法》，即分類、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編目，為這次檔案整理者所依從。他們?nèi)嗣麨榫庉嬑瘑T，實乃傅斯年所聘之高級顧問，檔案收藏、整理、刊布之大旨方略，悉出其一人之胸臆，而具體之業(yè)務(wù)活動則多由徐中舒負(fù)責(zé)。

9月底，史語所將招聘來的20多名檔案整理人員分成6個小組，整理工作全面展開。至1930年7月，這批檔案已清理出十之七八，其余部分均已破爛不堪，不少是片紙只字，無法連貫，整理起來十分困難。他們把這些未經(jīng)整理的檔案重新裝入麻袋，打算日后再作處理。

［1］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70～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