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就與貢獻

根據(jù)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宗旨，傅斯年很快為各組選定了重要的研究課題。在他擔任所長的20年里，各組在這些課題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一）新史料的搜集與整理

歷史組把整理清內閣大庫檔案、整理?？薄睹鲗嶄洝纷鳛楣ぷ鞯闹攸c。清內閣大庫檔案是指清朝政府存放在內閣大庫中的明末至清代的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冊簿等。內閣大庫原編為6號，禮、樂、射、御4號所藏全是明末至清代的檔案，書、數(shù)2號除收藏賦役書、命書、朱批諭旨、鄉(xiāng)試錄、殿試卷外，還藏有明朝文淵閣舊籍及各省府縣志。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庫房損壞，這些檔案書籍被臨時搬放于文華閣兩廡和大庫外邊的庭院里。露天堆放非長久之計，于是主管學部事務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洞奏請將其中書籍撿出，成立“學部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保存。檔案部分被視為無用之物，經內閣會議討論后，擬予以焚毀。學部參事羅振玉奉命接受書籍，發(fā)現(xiàn)批準焚毀的檔案都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于是建議學部設法予以保存。獲準后分別存放于國子監(jiān)南學和學部大堂后樓里。辛亥革命后將這批檔案材料劃歸教育部歷史博物館收藏，于1917年全部移放于午門端門洞中，當事者時或盜竊之。后來教育部曾兩次派人進行“整理”，將一些比較整齊的材料翻撿出來，其余的則胡亂堆放，使之更加殘破散亂，被盜竊之現(xiàn)象亦更為嚴重。

1922年，歷史博物館方面經費短缺，于是在這批檔案上打起了主意。把它們裝進了8千個麻袋里，總計重量15萬斤，以“爛字紙”之價格，計4千大洋，賣給了北京的同懋增紙店。該紙店又改用蘆席捆扎成包，準備運至定興、唐山兩地重新造紙，同時從中挑出一些較為整齊的案卷，拿到市場上出售。羅振玉聞訊后，急以三倍之價贖回。將已運往定興的部分重新運回北京，運至唐山的部分改運到天津存放。他曾雇人對某些案卷進行了整理，編印成《史料叢刊初編》10冊。以私人之力，全面進行整理絕無可能，長期存放，其財力實亦難及。羅氏計無所出，只好轉售他人。據(jù)傳外國人有欲出重金購買者。1924年，李盛鐸以1.6萬元價格購得，乃于北平、天津分別賃屋存放。1927年，李氏因房租價高難以支付，且所租房屋漏雨，損及書冊，乃急欲轉賣。當時平津學人雖知這批材料價值甚大，但均以價格太高且難以保存整理而未敢購買，時日本人又生覬覦之心，且已染指于茲。

1928年春，著名考古學家馬衡致函傅斯年，建議其購買這批檔案。當時傅斯年正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同時籌備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在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時，專門講了有關史料搜集整理的問題。他將史料分作“直接的史料”和“間接的史料”兩大類，指出在史學方面后人要想超過前人，首先“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他也提到歷史檔案問題，說《明史》是間接史料，而明檔案則是直接史料。［1］如今大批的歷史檔案擺在面前，這對于以搜集新史料為己任的傅斯年來說，自然是無價之寶。所以他接到馬衡的信后，馬上找中山大學校務委員長（校長）戴季陶、校務委員朱家驊商議，二人都說應該買下，但數(shù)萬大洋的款項難于籌措。遷延至9月，一次，傅斯年與胡適、陳寅恪三人聚餐，又談及此事。胡、陳均囑傅斯年，務必設法買下。當時中央研究院已經獨立，蔡元培出任院長，楊杏佛為秘書長（是年11月以后改稱總干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工作就緒，正待宣告成立，傅斯年以專任研究員兼所長已成定議。于是傅斯年決定求助于中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