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暑假期間,他閱讀了一些講實驗主義的書籍,其中對杜威的著作十分傾慕,因而產生了要到哥倫比亞大學親聆其教的想法;而此時他也感覺到在綺色佳這個地方社會活動太多,有礙學習之上進,所以他決定轉學到紐約大地方去,“萬人如海一身藏”起來。他在給他母親的信里說,“兒近思離去綺色佳,來年改入哥倫比亞大學,此學在紐約城中,學生9000人,為此邦最大之大學。兒所以欲遷者,蓋有故焉:(一)兒居此五年,此地乃是小城,居民僅有萬六千人,所見聞,皆村市小景,今兒尚有一年之留(原計劃1916年歸),宜改適大城以觀是邦大城市之生活狀態(tài),蓋亦覘國采風者所當事也。(二)兒居此校已久,宜他去庶可得新見聞,此間教師雖佳,然能得新教師,得其同異之點,得失之處皆不可少。德國學生半年易一校,今兒五年始遷一校不為過也。(三)兒所擬博士論文之題需用書籍甚多,此間地小書籍不敷用,紐約為世界大城,書籍便利無比,此實一大原因也。(四)兒居此城已久,友朋甚多,往來交際頗費時日,今去大城市則茫茫人海之中,可容兒藏身之地矣。(五)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師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學泰斗,故兒欲往游其門下也……兒居此五年,不但承此間人士厚愛,即一溪一壑都有深情……然此實為一生學業(yè)起見,不得不出此耳?!?1915年7月11日信)
胡適既作了充分思想準備,故于1915年9月20日懷著依依難舍之情離開了他所謂的“第二故鄉(xiāng)”綺色佳,而心里暗自思量說:我離家11年,今日心中之故鄉(xiāng),只有模糊之溪山,及依稀之人面而已。老母、諸姐、一師、一友,此外別無所戀。而綺色佳之溪壑師友,卻歷歷在目。此五年之歲月,在我生為最有關系之時代。其間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結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閱歷、所求學問,皆吾所自為,與自外來之桑梓觀念不可同日而語。今當去此,怎不懷念。昔人桑下三宿尚且有情,況五年之久乎?次日晨抵紐約,旋印搬入哥倫比亞大學,入畢業(yè)院學習,哲學部長是杜威博士。他認為“杜威為今日美洲第一哲學家,其學說之影響及于全國之教育心理美諸方面者甚大?!睆拇怂菰诙磐T下,親受其教,很快就成為實驗主義的信徒;然而在生活中卻又使他走向語文革新的道路上去,這是大勢所趨,時代之使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逼上梁山”。
1915年夏天,美國東部中國學生會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胡是文學股的委員)。之前,中國在美的“留學生監(jiān)督處”里有一位鐘文鰲先生,他極力主張改革中國文字:“廢除漢字,改用字母”,以為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適對此主張,大不以為然,曾作文表示反對。在“研究部”的年會上他作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從國文的角度提出問題,參加討論。而趙元任也有文章,題目是《吾國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從國語的角度提出問題。他倆的文章在會上宣讀后,引起大家的注意。胡適在文章里說,漢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漢文,而在于教授的方法。所以他說漢文乃是半死的文字,既然如此,不當以教活文字的方法去教授,而應當跟教外國文一樣,需要翻譯講解,不能從背誦中去求其字義的了解。由此可見,胡適雖然不反對廢置文言,但是他這時已經指出文言文是一種“半死的語言”,而把語體文(白話)稱之為活的語言了。這是一個小小的進步,不料后來竟成為他在文學革命道路上的起點。這次會議以“中國文學問題”為主要議題,并從“國文”與“國語”兩方面進行討論,這是胡適建議的;他自己獨當一面,另一面商請趙元任主筆,趙也同意了。對于趙的學問和為人,他是一向很佩服的。因此,每與人評論留美人物,輒推常州趙元任為第一。并稱:“治哲學、物理、算數(shù)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語言學、音樂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學、心細密而行篤實、和藹可親。以學以行,兩無其儔,他日所成,未可限量。”趙后來回國,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專門從事語言學的研究,對我國語言學和漢字改革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羅常培先生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這時正好碰上趙元任回北京南下調查方言,他利用這個機會,把多年積攢下來的問題,和趙討論了一個多星期,收獲出乎意料之外,他后來回憶說:“的確比自己摸索著讀三年書受益多得多?!笨梢娳w元任對語言學研究之深,非同一般。
這年秋天,就在胡適即將離開康奈爾大學時,他的一位同鄉(xiāng)好友梅光迪(字覲莊)正在綺色佳度假。梅是安徽宣城人,就讀于威斯康辛大學,已取得文學學士學位,正準備入哈佛大學去跟當時有名的文學批評家白璧德(Irving Babitt)繼續(xù)深造。9月17日胡適為了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學,作詩一首相贈,其中有云: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學久枯餒,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來不可止,
文學革命其時矣。
吾輩勢不容坐視,
且復號召二三子,
革命軍前杖馬棰,
鞭笞驅除一車鬼,
再拜迎入新世紀,
以此報國未云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