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胡適正式轉(zhuǎn)入康奈爾大學文學院讀書。這年元旦，在國內(nèi)，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孫中山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tǒng)；推翻封建專制的統(tǒng)治，共和國誕生，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偉大的變革，人民普天同慶，國外留學生同樣歡欣鼓舞。在這股浪潮中，胡適也關(guān)心起政治來了。他先是應邀到各地去宣講中國革命勝利的歷程及其偉大意義，后來培養(yǎng)了對美國政治的興趣，于是他選了一門講授美國政府和政黨的專題課。(1912～1913年)這年正是美國大選總統(tǒng)之年，按歷史慣例也是非常熱鬧和有趣的。那位任課教授，名叫山姆·奧茲(Samuel P．Orth)是胡適最佩服的教授之一，他的教學方法，除課堂教學外比較重視課外自修能力的培養(yǎng)。從實際出發(fā)，結(jié)合現(xiàn)實“大選”，要求同學們每人訂三份日報：一份是《紐約時報》是支持威爾遜競選總統(tǒng)的；一份是《紐約論壇報》是支持塔夫脫；一份是《紐約晚報》是支持羅斯福的。這三位總統(tǒng)候選人之中，要求每位學生認定一個作為自己支持的對象。這是使學生深入到選舉中去，培養(yǎng)參政的興趣。然后，每天認真閱讀各報大選的消息，做出摘要；根據(jù)摘要再作出讀報的報告。與此同時，還要求學生把美國48州中，在選舉過程中的違法亂紀現(xiàn)象作一番比較研究，并參與綺色佳城一帶舉行的每一個政治集會。胡適按老師的要求，選擇了進步黨領(lǐng)袖老羅斯福作為自己支持的對象。這一年，他佩戴一枚支持羅斯福的大角野牛像的胸章，參加各種集會，跑來跑去地忙個不停。其中有一次集會是由胡適的業(yè)師克雷敦(J．E，Creighton)教授代表民主黨，康大法學院長亥斯(Alfred Hayes)教授代表進步黨的一次辯論會。雙方為大選競爭，各為其主，辯論十分激烈，但不影響私人之間的感情。這些事給胡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這批教授們直接參加國家大政的事，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了。我可以說，由這些集會引起我的興趣也一直影響了我以后一生的生活。”之后，胡適對美國政治的興趣更濃。為此于1912年11月他曾發(fā)起“政治研究會”的組織，目的是想使我國留學生有研究世界政治的機會和場合。地點就在胡適的宿舍，參加的同學有過探先、胡明復、尤懷皋等10人。11月16日第一次會議，議決每兩星期開一次會。每次討論一題，輪流以兩個會員預備演說一篇。第一次討論的題目是“美國議會”。這期間，胡適早年在中國公學時的老同學任鴻雋與楊銓于12月1日由國內(nèi)新到，無形中又增加了兩名生力軍，對他的幫助不小。為了研究美國政治，他常到國會及眾議院旁聽，并積極參與美國大學生的政治活動，曾被選為康奈爾世界大同會支會代表，出席1912年12月在費城召開的全美各大學的世界大同學會，會中遇到中國留學生梅貽琦、張仲述、鄭萊、嚴家騶等人。在會上胡適講“世界觀念”的問題。他認為過去的世界主義者，只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國家，而今之世界主義者與此相反，只知有國而不知有世界。這都是偏激。稍有知識的人，無不知愛其國。他宣稱自己是“世界主義者”，但與其他人不同。他的觀點是：“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焙髞硭l(fā)現(xiàn)英國詩人鄧耐生(Tennyson)詩里所說的“彼愛其祖國最摯者，乃真世界公民也”，與他上述認識不約而同，感到高興。在另一種場合他又說，“我所持‘大同主義’，皆經(jīng)十余次演說而來，始成為有系統(tǒng)的主義?！?914年10月胡適與美國和平主義者訥司密斯博士討論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問題。訥氏反對武力政策，提倡不抵抗主義。他說在歐戰(zhàn)中盧森堡因不抵抗而得保存下來；比利時正相反，因為抵抗而遭到破壞。又說比之名城唯有布魯塞爾獨存，這是因為與德軍約法而投降，故巋然獨存耳。由此可見其不爭不抗之惠。胡適聽了，十分贊許，說這是老子所說的，“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說：“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也。因此胡適認為：今之大患在一狹隘的國家主義，持這種觀念的人，認為我之國須凌駕他人國家之上。強權(quán)即公理，弱肉強食，此真是今日之大患。他說：吾輩醉心大同主義者，不可不自根本著手。所謂之根本就是世界的國家主義。即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是也。胡適自幼受老子、墨子的影響(老子主張不爭；墨子宣揚非戰(zhàn))，因此與西方的和平主義者不謀而合，于是大力鼓吹。有一次，他的一位美國朋友韋蓮司女士，在紐約一學校中學習美術(shù)，因憤于歐戰(zhàn)之起，決心投筆從戎，要求到軍中當護士。結(jié)果這一良好愿望未能實現(xiàn)，紐約紅十字會說她沒有經(jīng)過醫(yī)務專門訓練，不能批準。這位女士更加憤慨；胡適知道后，便以德國詩人歌德的事跡相勸她，歌德曾說過他“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動心目，則黽勉致力于一種絕不關(guān)系此事之學問以收吾心”，所以當拿破侖之戰(zhàn)最緊張時，他不問窗外事，每日從事于中國文物的研究，借此收心，培養(yǎng)鎮(zhèn)靜工夫。胡適說：人生效力于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畫，何必執(zhí)戈沙場，效勞病院，方為有貢獻于社會呢?這位女士聽了他的話，改變主意，又重新開始了作畫的生活，胡適勸說成功，自然感到高興。這是他所持的“不爭主義”的初次嘗試，后來這種理論對他產(chǎn)生了消極影響。

1915年1月，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政府無理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企圖從政治、軍事、經(jīng)濟等方面控制中國，使中國成為它的殖民地。消息傳到美國，激起留學生無比的憤怒，紛紛舉行集會，要求政府堅決抵抗。胡適態(tài)度卻不是這樣。有一次，留學生舉行集會，討論救國方法，主張對日本立刻開戰(zhàn)。胡適因事沒有出席，但送去了一張條子，宣稱：“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于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zhèn)靜處之?！睍L當眾宣讀，聽眾爭相議論，并嗤之以鼻。他的好友任鴻雋也不贊成他這種態(tài)度，奚落他說：“胡適之的不爭主義又來了!”當時，選舉干事，秉農(nóng)山(秉志)發(fā)言說：“今日須選舉實行家，不可舉哲學家”云云。事后有人告訴他說，這是針對你說的，胡適聽了，很有感慨!他在日記中寫道“余無能逐諸少年之后，作駭人之壯語，但能斥駁一二不堪入耳之輿論，為‘執(zhí)筆報國’之計，如斯而已矣?！彼m沒有參加留學生的集體反日抗暴活動，但對中日交涉的事，并不是不關(guān)心。為此，他曾寫了“為祖國辯護”的兩封英文信，分寄給《新共和》與《展望》(美報)，對其有關(guān)中日問題的論點，加以駁正。他引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的話：“每一個國家有權(quán)決定其自己政府的形式?！备鶕?jù)這一主張，他說：“中國有權(quán)利發(fā)展她自己，不容日人干涉”，并鄭重申明說：“我誠懇相信遠東問題之最后解決，尤賴于中日兩國之相互了解與合作?！彼€走訪了美國前總統(tǒng)塔夫脫，詢其對中日交涉的意見。這些都說明他是從另一個途徑來表現(xiàn)自己的思想和認識。

當時留美學生在《中國學生》月報（3月)熱烈討論“中日交涉”問題，大家主張對日作戰(zhàn)，并主張“對日本立刻開戰(zhàn)”。胡適對此十分焦慮，3月19日他寫了一封公開信，對全體同學進行勸告，他說：“從上期《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上表現(xiàn)的(抗日)情緒來看，我恐怕我們都已完全昏了頭，簡直是發(fā)瘋了。有一個同學會竟然主張‘對日作戰(zhàn)!必要的話就戰(zhàn)至亡國滅種!’縱使是W.K.鐘君(譯音)這樣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說：‘縱使對日作戰(zhàn)不幸戰(zhàn)敗而至于亡國——縱使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們也只有對日作戰(zhàn)，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可循……讓我們對日抗戰(zhàn)，作比利時第二!’縱使是本刊的總編……也認為‘中國人如今只有對日作戰(zhàn)(毫不遲疑的對日作戰(zhàn))，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從這段文字，可看出當時留學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愛國情緒是多么高漲。然而胡適對此卻無動于衷，他在信中勸告大家說：“這些在我看來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瘋癲。我們都情感沖動，神經(jīng)緊張——不是的，簡直是發(fā)了‘愛國癲’!弟兄們，在這種緊要的關(guān)頭，沖動是毫無用處的?！谖覀€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份，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耽誤了我們神圣的任務。我們要嚴肅、冷靜、不驚、不慌的繼續(xù)我們的學業(yè)。充實自己，為祖國力爭上游?！边@些便是胡適的態(tài)度。至于不能戰(zhàn)的理由，他說：“讓我們正視現(xiàn)實：我們至多只有12萬部隊可以稱為‘訓練有素’，但是裝備則甚為窳劣。我們壓根兒沒有海軍。我們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不過4300噸的第三級的巡洋艦，再看我們有多少軍火罷?!我們拿什么來作戰(zhàn)呢?所以出諸至誠和報國之心，我要說對日用兵論是胡說和愚昧。我們在戰(zhàn)爭中將毫無所獲，剩下的只是一連串的毀滅、毀滅和再毀滅?！痹谛诺哪┪菜f：“最后的真正解決之道應另有法門——它較吾人所想像者當更為深奧。但其解決之道究在何處，我個人亦無從深索；我只是知道其不在該處罷了。讓我們再為它深思熟慮，從長計議罷!”胡適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竟發(fā)出如此奇談怪論。不惜與群眾為敵；而且自己也提不出什么有效的“法門”來，說服不了人，自然要受到留學生們的批評。此文發(fā)表后，引起群眾公憤。5月《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主筆鄺煦堃指責他是“木石心腸，不愛國”；《戰(zhàn)報》主筆諶湛溪寫信批評他說：“大著結(jié)論盤馬彎弓故不發(fā)，將軍之巧，不過中日合并耳。足下果敢倡此論乎?東亞大帝國之侯封可羨，目前愛國者之暴行又可畏，作個半推半就，畢竟也甚大不妥。”諸如此類之批評，不甚枚舉。胡適自己也說：“我為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嚴厲攻擊，且屢被斥為賣國賊。”可見胡適所持之“不爭主義”，對他是有害無益，但他仍不覺悟，還說什么，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等等。之后，他又由“不爭主義”走向“新的和平主義”，接受了英國經(jīng)濟學家，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的新和平主義理論。(安氏于1933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安氏認為：“一個人如強迫別人接受他一己的意志，就會招致反抗。這樣的強迫與反抗的對立，就會使雙方力量抵消而至于亳無結(jié)果或浪費?？v使一方勝利了，仍然要創(chuàng)造出兩種奴役——失敗者為勝利者所奴役；勝利者為維持他的主宰權(quán)，又要隨時準備對付這被奴役的對方，這樣便形成了一種在經(jīng)濟上浪費亦如在道德上破產(chǎn)一樣的關(guān)系?！绻p方息爭合作，共同為人類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計向大自然奮斗，則雙方皆得其解放，雙方都會發(fā)現(xiàn)這種和衷合作實在是最經(jīng)濟的辦法?！苯y(tǒng)而言之，兩個力量如發(fā)生沖突，最后必然是相互抵消而形成浪費和無結(jié)果。這便是“新和平主義”的簡明宗旨。這年6月15日在康奈爾大學舉行了一個校際學生組織的“國際政治學會”討論國際關(guān)系問題。安吉爾便是該次為時兩周會議的主講人，其他還有一些信仰和平主義的學者被邀參加。胡適出席了這次會議，并約安氏至寓所品茶交談。會議結(jié)束，他在日記里寫道：“此會告終矣，吾于此15日中得益不少，結(jié)友無數(shù)，吾和平之望益堅?！迸c此同時，胡適開始讀杜威的一些哲學著作；對其論《力量、暴力與法律》與《力量與強迫》這兩篇文章，十分佩服。他自己說是有“畢生難忘的影響”(見其口述自傳)。杜氏認為，力或能是公正無私，甚或是個值得頌揚的名詞。力如從可頌揚的意義上去看便是能。能便是能做工，能完成一些使命的力。能如不用來執(zhí)行或達成它所負的正當使命；相反的，它卻背叛了或阻撓了這一使命之實現(xiàn)；那末能就變成暴力了。他舉了一個例子說：“炸藥如果不是為了建設(shè)之用去爆破巖石；相反的，卻被用去轟炸殺人，其結(jié)果是浪費而不是生產(chǎn)；是毀滅而不是建設(shè)；我們就不叫它能或力；我們叫它暴力。”但如何防止浪費、避免相互沖突呢?杜威提出用法律來解決，他說：“法律便是把那些在無組織狀態(tài)下，可以招致沖突和浪費的能源組織起來的各種條件的一種說明書?！^法律……它總是……可以被看成是陳述一種能使力量發(fā)生效果的，經(jīng)濟有效而極少浪費的法則?！睆倪@一觀念出發(fā)，他們倡議建立一個國際間的聯(lián)盟之類的組織，來處理各國之間的糾紛，維護和平。綜上所述，可見杜威與安吉爾的思想是相通的，他們幾乎用同樣的語言來說明兩個力量如何因沖突而抵消的原委。胡適在留學期間，毫無取舍，完全接受了他們的觀點，而且很牢固地形成一種調(diào)和觀念，這對他后來影響很大。

胡適在此次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過程中，所持的和平主義態(tài)度，受到同學們的批判，但他不悔改，仍堅持己見，在日記中他寫道：“此次交涉，余未嘗不痛心切齒，然余之樂觀主義終未盡銷?！庇终f：“不茍同于流俗，不隨波逐流，不人言亦言。非吾心所謂是，雖斧斤在頸，不謂之是。行吾心所安，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可見其頑固的立場。他不主張武力抗日，但對國內(nèi)抵制日貨的運動，則甚表贊同，他說：“東京及祖國書來、皆言抵制日貨頗見實行，此亦可喜。抵制日貨，乃最適宜之抗拒，吾所謂道義的抗拒之一種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其在此乎?”首要者是什么呢?他認為：“上策為積極進行，人人努力為將來計，為百世計，所謂求三年之艾者是也。”在這次反日侵略的愛國運動中，胡適雖然受到了留美學生的嚴厲批判，但事件結(jié)束后，同學們對他還是友好和信任的。不久大家選舉他擔任《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的編輯委員；又選他任中國學生會所主辦的《中國留美學生季報》(中文版)的主編。后來胡適回憶往事時，說道：“他們都是在我主張不抵抗以及反對對日作戰(zhàn)之時，強烈反對和批判過我的?？墒窃谖揖幼〖~約的兩年期間，他們對我都十分友好；有許多到現(xiàn)在還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認為一個人在公開場合采取堅定的立場，擇善而固執(zhí)之，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