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遷移地景中重劃族群及階級界線

“種族”（race）的概念，通常讓人聯想到以生物差異為基礎的人群分類。19世紀的“科學”知識，如體質人類學，強化了種族分類作為客觀存在的表象，并以此合理化殖民者與優(yōu)勢白人對于有色人種的刻板印象與差異待遇。2420世紀后期以降，學界已經普遍質疑“種族”作為一種客觀實存的類屬：膚色等外形差異不是互斥的類別，而是分布的連續(xù)體；近期的考古證據也揭露人類基因的同出一源；透過比較特定種族類屬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指涉內容的轉變，我們更可以清楚察覺“種族”分類的社會建構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社會關于“白人”（white）的指涉內容的變化，貧窮的愛爾蘭移民在19世紀中、猶太人在二次大戰(zhàn)前，都被認為不是“白人”，后來才逐漸被納入。

當今的學界多避免使用“種族”的概念，因為名詞蘊含種族分類有客觀存在的指涉，轉而使用種族主義（racism）或是種族化（racialization）等概念。前者指的是種族分類與歧視作為建制化、系統性的社會關系；后者則藉由過程性的動名詞，強調構成種族區(qū)分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過程。我認為種族化是一個有效的社會學分析工具，可以幫助我們考察種族主義形成的動態(tài)歷史過程，更具體的說，種族化的過程標舉（mark）出某一社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與眾不同（Lie 2001），這樣的族群差異被本質化、自然化，并眨抑為系譜學上的“他者”（Yuval-Davis 1999）。

在國際遷移的當代脈絡中，外國人——政治文化社群的外來者（outsider），成為種族化的主要對象。然而，并非所有移民都面臨同樣程度或形態(tài)的種族化。比方說，對于法國人來說，移民（immigrant）一詞，通常指的是膚色深的阿爾及利亞人，而非實際上人數較多的葡萄牙人。對于日本人來說，“外勞”（foreign worker）的范疇指的是來自貧窮亞洲國家的體力工人，而不包括其它外國人，例如韓國人、中國人，以及歐美人士（Lie 2001: 18-9）。

這樣的現象告訴我們，種族界線實與階級不平等、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階序有高度的相關。25同時，種族界線的社會建構反映出該社會對于“他者”的文化想象：某些群體被認為具有歷史或文化上的親近性，可以變成“我們”的一部分；而其它群體被標舉出有根本差異，是不可同化的永遠他者。學者稱這樣的社會心態(tài)為“新種族主義”或“文化種族主義”（cultural racism），認為移民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與地主國無法同化兼容，進而合理化排斥與歧視移民的行為。26

回到臺灣的脈絡，我們要問，90年代以降的臺灣社會，面臨日益增加的短期與長期居留的新移民——包括“外籍勞工”、“外籍配偶”以及來自歐美日的所謂“外籍人士”——我們的社會呈現出怎樣的種族主義的樣態(tài)，如何將不同群體的移民施予種族化的過程？

我提出“階層化的他者化”（stratified otherization）的概念，強調我們必須用關系性的架構來理解種族化的過程與結果。在含括一系列族群他者的光譜中，不同遷移主體的分布端賴于他／她們的社會位置與相應的文化想象。換言之，種族化作為一種他者化過程，衍生的是階層化的復數他者。種族化不只建構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二元差異，也同時衍生了多重的族群他者，賦予階序化的文化想象，其階序除了建立在族群分別上，也與階級分化與國家不平等息息相關。

為了具體描繪種族化的過程，我們必須確認這個過程在哪些層次上運作？參與者有誰？涉及哪些物質或象征利益？Michael Omi 與Howard Winant（1994）曾指出，種族化是一種政治計劃，國家根據種族分類來分配不同的權利與資源。種族化也同時是一個論述過程，透過運用象征、語言與意象來傳達族群的刻版印象。此外，種族化的界線也透過各種指揮個人互動的規(guī)范、禮儀及空間規(guī)則，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再生產（Glenn 2002: 12）。本書將從三個主要面向來彰顯移工的種族化：臺灣的政策規(guī)范、人力中介的招募與行銷，以及移工與雇主及社區(qū)居民的互動。

除了族群地景的遞嬗外，人們跨國界的各種遷移也重塑了全球尺度的階級排序。我援引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87: 6），把階級定義為“社會空間上的近似位置”——社會階級是一種分享相似生活機會（life chance）與屬性（disposition）的個體群聚。他認為階級區(qū)分不只奠基在經濟資本的分配上（財富、收入、資產），也同時透過文化資本（教育、禮儀、品味）、社會資本（人際資源、網絡）與象征資本（正當性）的投資進行再生產。然而，他的定義并非把階級視為社會位置或生活風格而已，階級秀異不只是固定的界線、物質的存在條件，更是象征斗爭的競技場——不同的社會群體經由文化資本與象征資本的投資與配置，來競逐社會區(qū)分的正當性（Bourdieu 1984）。

布赫迪厄的階級理論，強調透過社會空間進行關系性的思考，也強調階級的再生產是一個社會實作（social practice）。這樣的分析消弭了主觀的階級（意識）與客觀的階級（位置）之間的二元對立，強調階級是在日常互動的過程中做出來的（doing class）（Hanser 2008）。然而，其理論也被批評，預設了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空間，假定資本積累的過程發(fā)生在一個相對同質與靜態(tài)的系統里，較少考慮到個人的遷移流動，以及社會空間的開放邊界、相互滲透。27近來的移民學者便呼吁跳脫單一民族國家的框架，透過“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尺度來分析遷移主體的多重位置與認同（Basch et. al 1994）。

已有一些研究開始探討跨國移民的復雜的階級認同形構。翁愛華（Aihwa Ong 1999）研究移居北美的香港移民，發(fā)現這些富裕的華人處心積慮地將他們的經濟資本轉換為文化資本（如去英國留學、學英文與掌握上流文化品味），并透過持有多國護照的方式來維持“彈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以利他們在多重國度中取得身分與權利。盡管這些跨國移民者能夠在多重的政治版圖與全球貿易中游走，他們在移民西方國家后，依然受制于階層化的種族分類。有個著名的例子是，一位移民北加州的香港富賈，因為想把郊區(qū)的洋房加蓋中國宮廷式的屋頂，受到白人鄰居的抗議。她后來憤而搬離社區(qū)，威脅要把房子捐去當游民的收容所。這些富裕華人在移居國被視為低下的種族他者，他們進行文化資本積累的彈性策略仍面臨結構性的限制。

階級較低的移民也在其海外旅程中以相似但獨特的方式經歷了矛盾的階級認同過程。研究羅馬與洛杉磯的菲律賓移民的Rhacel Parre?as（2001）形容這種情況為“矛盾的階級流動”。對女性移工而言，當個海外家務幫傭同時提升與貶低了她們在勞動市場中的地位。家務幫傭這份被污名化的工作雖然幫助移工獲得足夠的經濟收益，但她們的地位卻因此向下流動。她們的階級脫位（dislocation）實肇因于全球化力量下區(qū)域發(fā)展不均等的背景脈絡。

延續(xù)以上的文獻，我用“跨國階級畫界”（transnational class mapping）的概念來描述階級界線在跨國空間中的構成與變動。當階級形構過程發(fā)生在橫越不同國度的空間場域時，階級與國族的界線不僅在結構的層次上相互締連，國際遷移也創(chuàng)造了多重的主體位置，讓個人得以跨越地理國度與社會藩籬來協商階級界線的持續(xù)性與可變性。這樣的階級劃分展現了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會力量。雖然階級定位是在全球的層次上運作，然而，“做階級”的互動實作，仍需透過在地的生活空間與文化資源來進行協商與斗爭。

“跨國階級畫界”不僅形塑了移工的階級位置與認同，也影響了那些未實際遷移、但以不同方式與全球化緊密相連的人。沒有進行物理遷移的人們，也透過跨文化的消費與想象，來定位自我以及他人。臺灣的新富雇主透過消費家務移工的服務，彰顯自身的階級向上流動。然而，有些雇主的優(yōu)勢權威卻因菲籍女傭較能掌握英語這項全球語言資本而受到挑戰(zhàn)。在進口購買與出口提供家務服務的過程中，臺灣雇主與菲律賓移工都試圖透過跨國連帶來提升他們的在地地位，進行多重資本的積累與轉換。雙方都被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想象所召喚，希冀成為具有國際觀與現代性的主體，而英文作為一種全球語言，尤其體現了這樣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