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lián)合會第六屆年會通過《教育經(jīng)費獨立案》。然而，這些要求和提案，并未能改變政府當局對教育經(jīng)費的挪用和拖欠。同年12月，北京政府迫于學界的輿論壓力，決定征收所得稅撥作“振興教育，提倡實業(yè)”專用，并頒布《所得稅撥充教育經(jīng)費酌定分成辦法》，規(guī)定所得稅總數(shù)扣除應征獎勵費外，七成撥作教育經(jīng)費，三成撥作實業(yè)經(jīng)費。在撥充教育經(jīng)費的七成稅收中，規(guī)定五成專門辦理國家教育，二成專門補助地方教育《教育公報》第八卷第一期。。但由于當時軍閥割據(jù)，所得稅制根本無法推行。既無稅款可收，“分成辦法”就無異于畫餅充饑，教育經(jīng)費依然無著，致使許多學校索薪罷教風潮迭起，教育獨立的呼聲不斷高漲。

1919年以后直到北洋軍閥政府顛覆，拖欠教育經(jīng)費長達7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欠薪有兩類：一類是教育部公務員薪金，另一類是北京八所國立院校的教職員薪金。魯迅兼而有之，因為他既是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的資深公務員，又是北京大學、北師大、女高師等院校的兼職講師。

中華民國一成立，魯迅就應蔡元培之召，擔任教育部公務員。年初在南京(臨時政府)，5月上北京，在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長達14年多，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yè)。他的薪金到1916年3月后增為300銀圓；雖然有資料說魯迅自民國十年即1921年11月起應該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銀圓，即平均每月薪金應增20銀圓，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實際收入更為減少。1924年1月(民國十三年1月)重繕之《社會教育司職員表》又載有周樹人應得四等三級“年功加俸”360銀圓。但是20年代以來經(jīng)常拖欠，實得薪金僅有三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一。雖然名義月薪仍為300圓，但實際平均每月僅收到補發(fā)以前的欠薪約200圓，甚至只有100圓左右。

同時魯迅曾在北京八所學校兼課，也長達6年(1920-1926)之久。

1920年8月2日，魯迅接受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聘請，兼任北大國文系《中國小說史》講師，12月24日開課，每周1小時，定月薪18銀圓；同年8月26日又兼任高等師范學校(后來的北京師范大學)講師，次年1月12日開課，每周1小時，定月薪18銀圓，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程。（筆者注：按照當時講師取酬的標準，每課時應得3-5圓，這樣看來魯迅所定的講師級別并不是最高的。）魯迅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每天坐班的公務不多，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幾次到北京各校開講，按照聘書所定講課費應有36圓大洋。起初魯迅是很少計較的，但后來經(jīng)濟情況緊張了，不得不捍衛(wèi)自己的經(jīng)濟權(quán)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

1923年9月，魯迅又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女高師)聘書，每周講課1小時，月薪13圓5角；同月接受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聘書，月薪10銀圓。這樣他同時在四所院校兼課。

到1925年9月，魯迅再接受北京中國大學聘書，擔任本部小說學科講師，每周1小時，月薪國幣10圓；更接受大中公學高中新文藝學科教員的聘書，每周一次，月薪(車馬費)僅僅3圓2角；還在黎明中學兼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