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回憶起過去，說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來對我不滿意，生我的氣。我在解放后團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寬，經(jīng)常發(fā)急，沒有搞出什么特殊的建樹，是我自己不爭氣。羅(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說我是有希望的，賀老總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還是看重我的。比較起來，總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談到羅瑞卿，耀邦激動地說，羅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強的。如果羅不死，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羅趙，我們?nèi)齻€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著我們兩人評論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幾次講話。耀邦說，去年一年從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一篇算起，再有理論務(wù)虛會的兩篇，新聞工作會議一篇，上訪工作會議上一篇，農(nóng)村宣傳工作會議一篇，再加上中紀委會上一篇，大塊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講話不算。中紀委那一篇我講了中紀委的任務(wù)首先要抓政治路線，看你是執(zhí)行還是違反黨的政治路線，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生產(chǎn)目的那一篇，講平衡，還是講得好的，那是幫助修改加上的。這九篇總有十幾萬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當了總書記，免不了要講幾篇的。

耀邦說：我的東西，總要講一點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方法論。要抓住現(xiàn)實存在的問題，把它集中起來，講點方法論，才能講得深。

耀邦認為當年多少篇講話，比較起來，劇本創(chuàng)作座談會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說，這一篇我是用了功夫的，不僅是對文藝，對其他方面也是有影響的，可以發(fā)得寬一些，文藝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這篇東西講了怎樣看待自己，怎樣看待陰暗面，也講了馬克思基本觀點，方法論。比如講了思想認識的規(guī)律由統(tǒng)一到不統(tǒng)一，又到統(tǒng)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梢跃瓦@些觀點寫點文章。耀邦說，這篇東西文風也是好的，一氣呵成，沒有老套。講起文風，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論持久戰(zhàn)》、《實踐論》寫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動，簡直增減一個字都不行?？上?，到晚年就差了，包括《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的著作，文風也比不上過去，真有些“江郎才盡”了。魯迅的文風也好，每一個字都是用了功夫的。

這次五中全會公報，包括去年鄧、葉幾篇講話，政治性、思想性、科學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夠生動。喬木同志現(xiàn)在搞的東西，文風也不如過去，他很注意科學性、邏輯性，但生動性不夠。

社會科學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沒有講出什么東西。我看，說理論，還是數(shù)《理論動態(tài)》。抓住當前重要問題，理論聯(lián)系實際。

現(xiàn)在看，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羅瑞卿親自抓的，是吳江他們起草的，羅改了幾遍，給我打過三次電話。當時我的處境有困難，羅挺身而出，這篇文章的影響大。

……

最后，我們的話題又轉(zhuǎn)到五中全會。我說五中全會是得人心的，中央書記處人選是符合眾望的，大家對這個領(lǐng)導班子寄以很大希望。要密切聯(lián)系群眾，要樹立新的一代領(lǐng)袖的新風。耀邦說，說不上什么領(lǐng)袖。我說這個領(lǐng)袖是復數(shù)的。耀邦說，我們就是搞集體領(lǐng)導，不搞劃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決。

我告訴他，有人議論，胡耀邦當了政治局委員，不搬房子，不搞特殊。這次當了總書記，會不會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說，我一輩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東西。我說，不搬房子，當然好，一輩子恐怕難。耀邦說，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說，安全還是要注意。他說，極個別的壞人要打黑槍當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脫離大多數(shù)群眾，不為廣大人民群眾辦好事。

耀邦最后說，今年工作十分緊張，要分秒必爭，還要講究工作藝術(shù)，才能把事情辦好。

從1980年2月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起，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wù)委員會的領(lǐng)導下，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共產(chǎn)黨，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使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廣大干部和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項工作。揭發(fā)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反革命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開始部分地進行。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得到比較快的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開始走向正常。黨內(nèi)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nèi)消除，同時也由于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指導思想上繼續(xù)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是由毛澤東在1976年提議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wù)院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1978年開展的關(guān)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xù)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沒有能夠完成歷史賦予的黨和人民迫切要求的撥亂反正的任務(wù)。對經(jīng)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xù)，華國鋒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華國鋒來領(lǐng)導糾正黨內(nèi)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不可能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長期奮斗的結(jié)果。其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按照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是多方面努力促成的。

第一，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老一代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進行了長期堅持不懈的斗爭。特別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搞全面整頓期間，在毛澤東支持下，鄧小平主持兩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鄧小平和葉劍英又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對軍隊進行整頓。這就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作了充分的準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人民群眾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罪惡活動，進行了長期堅持不懈的斗爭，尤其是以“天安門事件”為標志的全國億萬群眾悼念周恩來同志、聲討“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chǔ)。

第三，毛澤東沒有把最高領(lǐng)導權(quán)交給“四人幫”，并對“四人幫”進行了批評和揭露，指出了“四人幫”的野心，這為粉碎“四人幫”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從中央領(lǐng)導層來說，在“十年內(nèi)亂”后期，實際上很多同志都在為對“四人幫”采取斷然措施而進行著醞釀和準備。甚至在毛澤東去世之前，這種醞釀、準備就已經(jīng)在進行中了。當時有的老將軍曾多次到葉劍英那里提議：“四人幫”禍國殃民，應(yīng)當對他們采取斷然措施。葉劍英認為，毛澤東病重，我們這樣做了對他的病情不利。這就是葉劍英講的“投鼠忌器”的情況。

第五，毛澤東病逝以后，中央政治局的多數(shù)同志反對“四人幫”，“四人幫”處于少數(shù)和孤立的地位。這時，許多老革命家、老將軍找到葉劍英商量，醞釀對“四人幫”采取措施，最后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zhí)行黨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