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半個多世紀，有些年輕人不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翻出舊書舊文章，覺得周汝昌先生怎么能那樣對待恩師胡適呢？這就說明，即使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如果不“揭秘”，人們也會被表象所蒙蔽。好在當年負責《新證》出版的編輯文懷沙先生在我寫這段文字時還健在，他在2006年已經(jīng)九十六歲高齡了，竟還能坐越洋飛機到美國訪問，我有幸在紐約跟他晤面，他對我細說端詳：原來，《新證》的書稿是寄給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后，輾轉(zhuǎn)到了他手里的，他拿到看了后覺得非常值得出版，但那時候胡適是個政治上有問題的人物，書稿里卻多次正面或中性地提到胡適，怎么辦呢？他也來不及跟周汝昌商量，為出書不犯“政治錯誤”計，就大筆一揮，將“胡適先生”改為了“妄人胡適”。說到這兒他頑童般呵呵大笑，其實他選擇“妄人”還是有他的心機的，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罪名里，其實并沒有“妄人”這樣一個符碼，他故意不改成“反動分子”、“反動文人”等字樣，而以一個貌似大不恭其實玩笑般的“妄人”，來替周汝昌逃避“美化胡適”的指責。現(xiàn)在的年輕人看到這里，該多些對歷史情勢復雜詭譎的認知了吧？

周汝昌先生自來是個專心做學問的人。在日本占領天津時期，他不去就業(yè)，關(guān)在家里閉門讀書、鉆研，這應該是愛國的表現(xiàn)。后來日本投降，中國軍隊進城了，他非常興奮地跑出家門，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國人的隊伍，還寫了文章，刊登在光復后的天津報紙上，里面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句子，于是后來也曾有人向他發(fā)難：你為什么去歡迎國民黨的軍隊？因為那時候共產(chǎn)黨的軍隊接收的是東北的城市，天津是國民黨軍隊接收的。一個知識分子，在日據(jù)時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復以后去激動地迎接中國人的軍隊，他錯在什么地方了呢？隨著國共兩黨關(guān)系的日趨緩和與正常化發(fā)展，傳媒也開始正面宣傳國民黨1937年至1945年的對日抗戰(zhàn)，現(xiàn)在的年輕人，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當年“迎王師”的心情了吧？

但上面提到的那種情況，也確實說明，在中國，有一批周汝昌先生那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懂學問，卻不諳政治，你要求他具有超前的“政治水平”，是否太苛求了呢？

1954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政治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周先生還不怎么緊張，因為他跟俞先生的觀點自來不同。俞先生對《紅樓夢》大體是當做純美的東西來欣賞、品味，周先生大體來說注重揭示《紅樓夢》的歷史與家族背景。他的《新證》里篇幅最大、收羅資料最全的就是《史料稽年》?，F(xiàn)在有充分的證據(jù)說明，《新證》一出，毛澤東看到后就是喜歡的，這部書成為他的“枕邊書”之一。到了晚年，他更讓把其中的《史料稽年》部分印成線裝大字本，以便隨時翻閱。周恩來總理肯定是知道這一點的。“文革”時中央系統(tǒng)的文化人全給送到湖北“五七干?！眲趧?，并宣布他們將永遠在農(nóng)村里落戶，周汝昌先生當然也去了，卻在僅僅去了一年以后，忽然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一紙調(diào)令，獨將他一人調(diào)回北京“備用”。這對周先生本人來說自然是個喜劇，對我們后人，特別是現(xiàn)在和以后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是個啟示：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個人命運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來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