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之謎(上)
1935年1月,已經突圍長征三個月的中央紅軍終于在遵義得到了短暫休息。恰逢城內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剛修起了豪華住宅,號稱是遵義市區(qū)最好的房子,它就成為中革軍委的辦公地和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人的住所。這座后來出現(xiàn)在許多歷史書籍、影視作品中的外形別致的二層樓,也成為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會場,解放后又被開辟為重要的革命歷史遺址。
決定中央紅軍乃至整個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會議能在遵義召開,是經過了一段較長時間醞釀的。
國民黨軍隊被“涮”
中央紅軍自贛南突圍后的三個月間,總處于敵軍的圍追堵截之中。1934年12月中旬,臨時中央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實行“通道轉兵”進軍貴州,才暫時甩掉了后面追敵,并嚇跑了正面的守敵,贏得了一段難得的休整時間。
1935年1月7日拂曉,神兵天降一般的紅軍突然攻占了貴州北部最大城市遵義的南門,城內守敵聽到槍聲大作后望風而逃。1月9日以后,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人從烏江邊陸續(xù)進入城內。據(jù)當時的人回憶,紅軍入城時正在下雨,戰(zhàn)士們滿身泥污。不過他們在城外還是停下洗臉洗手,然后高唱《紅軍紀律歌》進了城,市民們看到他們衣衫破爛,但精神面貌很好。
紅軍主力能在城內休息十二天,關鍵在于通道轉兵出乎蔣介石的預料。此時紅二、六軍團在湘西打了很多勝仗,威脅常德,牽制了湖南軍閥主力,未能尾追中央紅軍,起到掩護作用。國民黨中央軍的追兵在中央紅軍入黔之初,仍估計紅軍會回頭與二、六軍團會合,薛岳所率的兩個縱隊還在湘西芷江、洪江嚴陣以待,直至紅軍渡過烏江才發(fā)現(xiàn)情況有變,就此追入貴州。貴州的王家烈等四派軍閥既要各自保存實力,同時還要防備蔣介石的中央軍乘追紅軍之機搶他們的地盤,一時也不肯出力攔截。
中央紅軍得到這個機會在城內休息,部隊招入新戰(zhàn)士補充兵員,被服廠開工為全軍每人都制作了新軍衣,同時突擊醫(yī)治了傷病員。陳云在后來的文章中寫道:“紅軍在黔北休養(yǎng)十二天,使紅軍在湘南之疲勞,完全恢復,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戰(zhàn)爭,不僅戰(zhàn)斗力不減,反如生龍活虎?!?/p>
開會日期難以斷定
在遵義得到休整的另一個重大意義,便是中央有時間召集政治局成員和各軍團負責人坐到一起,開幾天會,詳細地討論問題。由于當時處于萬里轉戰(zhàn)途中,文件記錄攜帶困難,又要防其遺失或落入敵手,因而會議沒有記錄,召開的時間也難以判定。遵義會議在中央的鐵皮箱子里保留下的唯一文件是《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標明日期是2月8日。
遵義會議舊址
這個決議由毛澤東委托張聞天起草,在會議上通過。后來一些書籍曾根據(jù)這一日期,認為會議在此之前召開。不過據(jù)中央機關行軍日志記錄,黨中央機關于1月9日至10日陸續(xù)進城,會議肯定是在1月10日以后召開。會議的時間有人回憶是三天,有人回憶開了一個星期。
現(xiàn)在根據(jù)當年一些當事者所留下的行軍日記,大致可判斷遵義會議在1月15日正式開始,到18日結束,19日紅軍便開始出城北上。據(jù)當事者回憶,會議一般都是晚間7時開始,到凌晨時分結束。當時城內還有電燈,這次會議在長征期間是條件最好的一次。
長征開始就開始醞釀這樣的會議
1月15日晚飯后,二十個人來到柏輝章公館內一間長方形的房間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此開始。
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朱德、陳云、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候補委員有王稼祥、鄧發(fā)、劉少奇;共青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還有七位紅軍指揮員雖非政治局成員,也被吸收到會。他們是: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紅軍報紙《紅星報》的總編輯、新任命的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也出席了會議。在場的還有國際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
這次會議,醞釀起自于紅軍長征開始時,最早的倡導者是王稼祥和張聞天。早在第五次反“圍剿”連連失利時,張聞天就對博古、李德的指揮非常不滿,提出:“李德這樣指揮怎么行?這樣能打勝仗嗎?”長征開始時,王稼祥同毛澤東一起坐擔架,面對危局主張盡快更換領導,并主張召開會議解決問題。隨后,王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左)、周恩來(中)、王稼祥(右)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作戰(zhàn)行動
稼祥又找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人商談此事,得到一致贊成。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伍修權后來總結說:“客觀地講,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p>
張聞天對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從醞釀期間,他便同毛澤東商討了如何批判錯誤的軍事路線,并已經事先起草了會議的決議。
主報告、副報告和反報告
遵義會議還是由黨的總負責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張長條桌子中間的位置上。別的參加者也沒有名單座次,隨便找個凳子坐下。這次會議的內容,是解決燃眉之急的軍事路線問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