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競爭對手可以租輛公共汽車帶大家參觀板門店；而我這個連一杯米酒都請不起的窮學生，唯有真誠而已。

“我沒有能力那么慷慨，但如果我當選的話，我首先將為學校和學生找到自己應有的位置而努力，讓渴望學習的人獲得一個好的學習環(huán)境?！?/p>

在投票的前兩天，一開始對我不屑一顧的競爭對手派來了一位“說客”，就是先前勸我不要“癡人發(fā)夢”的幾位老鄉(xiāng)中的一位。

“放棄吧，明博。他說可以把選舉費用補償給你。明博啊，你是不會當選的?！?/p>

“我沒想過我能當選?！?/p>

“那你為什么還要堅持到底？你已經(jīng)證明了你的存在，現(xiàn)在拿了錢退出是最明智的選擇！”

我沒有妥協(xié)。我既沒有花什么錢，也沒什么錢可花，自然也不會要他的什么補償金。

投票結(jié)束后，我心情輕松地等待著開票。我不僅完成了競選，還抵制住了“黑色誘惑”，這已經(jīng)是道德上的勝利了。即使落選，也毫無遺憾。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竟然以40票的微弱優(yōu)勢當選了！我成了一個敢于迎接挑戰(zhàn)的學生會主席。

我的人生轉(zhuǎn)折就這樣開始了。

避身

1964年我大四的時候，學生運動達到了高潮。軍事政權為了籌集他們在革命公約中承諾的經(jīng)濟建設資金，開始運作從李承晚總統(tǒng)當權時就著手進行的韓日邦交正常化。在反日情緒普遍蔓延的情況下，軍事政權秘密操作此事，更是引起了國民極大的懷疑與反對。在野黨和社會團體組成“反對對日屈辱外交泛國民斗爭委員會”，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活動；而與此同時，政府卻全然不顧各方反對，繼續(xù)運作與日談判。

3月24日，首爾大學組織市內(nèi)5000名大學生參加示威游行，受到軍事政權嚴厲壓制，發(fā)生了流血事件，其影響波及全國。此后三個月，各種示威活動此起彼伏，活動性質(zhì)也逐漸發(fā)生了變化，由“反對對日屈辱外交”，轉(zhuǎn)變?yōu)椤按虻管娛抡唷薄?/p>

在這如火如荼的斗爭聲浪中，我們高麗大學卻因總學生會主席態(tài)度消極而難以施展拳腳。各院系學生會主席深感苦惱，大家聚在一起研究對策，最后推舉我和法學院學生會主席李代理行使總學生會主席職權。

我認為，我們的示威活動對談判桌前的韓國代表來說，并不是一件壞事。雖然大家認為派毫無政治經(jīng)驗的軍人參加談判是不妥當?shù)?，但事已如此，政府不妨利用國?nèi)激烈反對的聲音，在談判中爭取更大的成果。后來，我作為學生代表曾向政府高層提出這一想法，但毫無結(jié)果。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計劃于1964年6月3日正午進行大規(guī)模的反對韓日會談示威活動。為了避開當局監(jiān)察，整個計劃的制訂與布置都是秘密進行的。我作為代總學生會主席，是這一活動的核心人物。按照計劃，首爾市內(nèi)12000名學生發(fā)起了轟轟烈烈的示威活動。當晚8點，政府發(fā)布了全市非常戒嚴令，宣布首爾大學的金重泰、玄勝一、金道鉉與高麗大學的李明博、李、樸正勛為此次活動帶頭人，并下達了逮捕令。

從此，我開始了暗淡的逃亡生活。

下達戒嚴令之前，警察開始在市內(nèi)進行大規(guī)模搜捕。我偷偷地給二哥打了電話，他讓我去釜山找他的一個朋友。一路上擔驚受怕，坐一段火車，感覺不妙就趕緊跳下來，東躲西藏，好不容易到了釜山，找到了二哥的朋友。但是在那里也沒有住多久，因為當局有令，藏匿通緝犯將受到嚴懲。我不想給別人添麻煩，身上又一文不名，步履沉重地走出去，卻見大街上貼滿了通緝令，我的照片居然和一群兇犯列在一起。我覺得冤枉極了，我到底做錯了什么？

思考再三，我給二哥打去了電話：

“我自己去找他們，但不是自首?！?/p>

“據(jù)說自首可以減刑，市警察局有一個我認識的老鄉(xiāng)，你去找他吧?！?/p>

“二哥，我不能自首，我犯了什么罪？我找上門去只是表示我不怕他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