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徒制度在中世紀的歐洲也很普遍，也是封建體制的一部分。在此種體制下，一種虛擬的家族關系把仆役、食客也包括在內，使之成為準親屬。這種關系以尊敬之意和感激之心為紐帶，把仆役、食客與家族利益牢牢地捆綁在一起。這是一種以天意為基礎的等級制度；而工業(yè)社會的等級制度則以金錢為基礎。

我還記得在絲綢作坊見到過的學徒： 一些十二歲左右的男、女孩子，曲背彎腰，飛針走線，一天要干十四個鐘頭。他們在暗粉色、淡藍色、辣椒紅色或黃色的緞面上刺繡，繡出成都著名的繡花床罩。很多孩子到二十五歲前后眼睛就瞎了，只能流落街頭，乞討為生。

學徒期限十二年，頭八年沒有工資，因為說起來他們是“養(yǎng)子養(yǎng)女”。一天兩頓飯，一年一套衣服，兩雙布鞋，一月剃一次頭。八年以后他們每月可得一串銅錢，一年過三次節(jié)，可以同吃一頓筵席。他們睡在鋪子里，或者同轎夫一起，睡在我家大門里沿墻的一排長凳上，用棉被裹身。十二年后算是學會了手藝，請他們的師傅吃一桌“滿師酒”，人身就自由了。

馬是個聰明孩子，因此他受過教育。起初是很偶然的機會，那是他送家里的少爺們到私塾上學，沾濕了手指在院子里的石板地上依樣畫字。后來給送到廣興行去做工，有一天他把一張薄紙斜卷成了一個捻子，點起來好像一支香一樣長久。這種紙捻子比香便宜，也比松樹梗沾了硫黃當火柴便宜。于是紙捻子馬上就成了煙行的生意，有十二個學徒一天到晚卷紙捻子。每卷十二根，就有一根算是他們自己的，出售后的錢歸他們，作為物質獎勵。

紙捻子解決了吸煙的人不斷尋火的問題。在中國，燃料短缺，又很花錢，人們節(jié)儉成性，這也是出于必要。一塊炭，一兩油，在19世紀的中國日趨貧困的情況下，都是要計算一下的。甚至像我家那樣有錢的人家，花錢也是很節(jié)儉的，除非是逢到喜慶吉日，鋪張排場在四川總是被視為不好的事。因此紙捻子在全省暢銷。一張草紙可以做七根捻子，賣一個銅板，在1890年代這是一元銀洋的千分之一。

馬成年后就在廣興行管賬，他能心算。他一直沒有結婚，把一生獻給了周家。他死后，周家宗祠的一側供了他的一個小牌位，使他在天之靈也能在旁分享祭奉。周氏家族就這樣一步步發(fā)達起來： 剛遷過來時做小生意，后來置地，再后來就是雇農(nóng)民為他們耕田種地，雇馬這樣的學徒賣煙，又依靠子弟們或從文或從武成為士大夫，從而在社會等級的階梯上爬上了縉紳階層。

在封建社會里，每個鄉(xiāng)村市鎮(zhèn)都幾乎是自給自足的，因此周家也努力做到自給自足。它有自己的工匠，所有衣服、鞋襪、家用器皿，都是在精明能干的當家太太監(jiān)督下，由一些窮親戚為全家制作的。吃的東西多半也是從自己的田里收上來的。

在這種社會中，貨幣不怎么流通，支付都用實物易貨或記賬。許多交易都靠無形的朋友交情和血緣關系、行會關系。并不是所有關系都是金錢關系，而是由一種權威和固定的社會秩序所規(guī)定的，就在不久以前，這樣一種體制還在發(fā)揮作用。

是中國的封建制度養(yǎng)育了我的家族。這個制度在很多方面跟歐洲的封建制度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中國的政府體系不是由依照血緣關系組成的貴族階層把持的，而是由非繼承性的文官集團操控的。官員都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從理論上講，品行和學識才是進入上流社會的通行證，而不是某種神秘的、高貴的血統(tǒng)。這里的奴隸只是零散出現(xiàn)的大戶人家買來的女奴，與18、19世紀普遍存在于美國種植園中的奴隸群體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強迫服勞役的農(nóng)奴現(xiàn)象在這里也沒有形成一種制度，雖然這里的農(nóng)民負擔的稅收同樣極為沉重。中國的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延續(xù)兩千多年，其原因或許有賴于這里發(fā)達而復雜的灌溉系統(tǒng)。這一系統(tǒng)維持了鄉(xiāng)村經(jīng)濟的穩(wěn)定；而這一系統(tǒng)被忽略的時候，水旱災害就會肆虐，進而周期性地導致戰(zhàn)亂爆發(fā)或王朝衰敗。到19世紀，封建制度終于被打破，與西方交手屢嘗敗績，割地賠款日甚一日；工業(yè)資本長驅直入，摧毀了民族手工業(yè)、運輸業(yè)和商業(yè)。數(shù)百萬人的饑荒與這場災難相伴而生，加劇了統(tǒng)治階級的腐敗與衰朽，從而又加重了士大夫階層對農(nóng)民的盤剝。

中國的革命就是在這樣的危機中出現(xiàn)的。這樣一個漫長而動蕩的過程鑄造出了今天的中國。這當中發(fā)生的一切都保存在活著的人們的記憶中，它改變了我們，也改變了我們周家這樣的封建家族，用并非由我們確定的速度把我們每個人拋進現(xiàn)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