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來瘟疫的英雄

傳統(tǒng)密探的減法故事，可不只表現(xiàn)于我們上述的接受任務(wù)準備行動那一刻而已，那只是這個減法運算的正式啟動，它一樣會滾雪球般展開來，愈演愈暴烈，直到故事落幕的前夕才真正抵達高峰；而且，它也絕不會局限于、滿足于運算于這個密探本人而已，接下來，它一個一個減除的，是所有旁及的倒霉他者，不管善惡是非，抵擋它的人得死，好心協(xié)助它的人死更快，因此，故事的最末尾高峰的運算答案，通常是最小的自然數(shù)“1”，也就是剩下這個密探本人一個而已，恍然如噩夢——好吧，好心一點的密探故事會多少再留點東西給我們，答案等于”2”，通常是個年輕的女性，衣衫襤褸、滿臉血污、驚魂未定但還是很美麗的女性。

于是，在如此英雄故事的表面框架底下，我們真正讀到的，其實是一個致命傳染病爆發(fā)蔓延的醫(yī)學實錄，書中的主人翁密探是自己已產(chǎn)生抗體的帶原者，是“傷寒瑪麗”，他所到之處、所觸碰之人總無一幸免；也仿佛是一則最嚴酷的優(yōu)生學寓言，不分年齡族裔職業(yè)性別，唯有那兩個長得最帥最美麗的才能活下來，這里的上帝是庸俗的、只看人外表長相的追星族。

這類的減法密探故事大行于近代，二十世紀的東西冷戰(zhàn)把整個人類世界轉(zhuǎn)變成超大型的病菌培養(yǎng)皿，讓它先是文字書籍、接著是連續(xù)影像的電影電視大行于世，但其實它的極致形式，我個人以為，它早在近千年前的中國已然完成，那就是傳統(tǒng)中伍子胥的逃亡故事。

春秋戰(zhàn)國之交，楚國大夫伍奢一家遭滅門之禍，只有次子伍子胥堅持復仇，不愿赴難，向東逃往崛起中的下游吳國。如同伊凡·譚納，在這趟后有追兵的死亡旅程中，他也一路得到素昧平生的漁人農(nóng)戶的冒死協(xié)助掩護，但個性偏狹而且多疑的伍子胥，擔心這些好心的人泄露他的行蹤，臨別時居然還要求他們保證封口守秘，于是便有人當場自殺于伍子胥面前，用死亡掩埋掉所有秘密，好讓他安安心心向一下站出發(fā)，再去害死另一家好心人。

通常，要洞察事物的虛偽和荒唐，有個再簡便不過的除魅方法，那就是順著它的邏輯再多夸張一點點、再多往下推一步，我們就清清楚楚看它露出可笑或駭人（兩者經(jīng)常是一體兩面）的本來面目來——伍子胥的逃亡，正正好就多了這么一小步，遂把英雄還原成為病毒，泄露了秘密。

兩個無限大于一個無限

問題是，我們這些一樣善良、尊重生命、放生巴西龜和食人魚、而且在電視機前掛心迷途擱淺海豚的人，為什么安心浸泡在這樣的減法故事里幾百年時間不生氣，而且還挺享受的呢？

比較息事寧人的答案是，因為我們曉得故事是假的，被害死的人是演員、是道具云云，但不只這樣。

沒事的大部分時候，我們通常認定而且講生命是無價的，強調(diào)的不見得是它的價值連城如我們說“蒙娜莉薩的微笑”那幅恍惚的名畫或圖騰卡門的黃金面具是無價的一般（我們什么時候像保護那幅畫、那個面具那樣保護過人？我們也以為因這幅畫、這個面具必要時犧牲掉幾條人命是合理的壯烈的不是嗎？），而是如同古希臘的煩惱數(shù)學家碰到無限的數(shù)一般，它無法建立式子，無法彼此演算，所以我們說生命不可讓渡，也就是不知道該怎樣加減乘除——對不確定、不明白的東西，擱置疑問，保留其素樸樣態(tài)不侵犯是好的，也是明智的。

可我們又知道它絕不是完全獨立的，它們彼此有著邏輯上吊詭的、無從推演的“關(guān)系”，因此衍生出一堆著名的詭辯來，最簡單的是，有些無限是另一些無限的一部分，就像自然數(shù)是整數(shù)的一部分一樣，因此，在直觀中，有些無限就遠比另一些無限要“大”不是嗎？這里便有些不祥的氣味透露出來了。

更嚴重的不祥是，生命無法演算，但它卻是有“單位”的，一個人、一條命云云，我們用眼睛就可以看出來，用手指頭就可以進行加減乘除，遂時時引誘人去加減乘除，二就是大于一，是一的兩倍，因此，在概念真理世界中生命不可讓渡不容替換，然而在諸神沖突的現(xiàn)實世界里，生命通過一個數(shù)字化的簡單轉(zhuǎn)換，又變成是可犧牲的了。

減法冒險故事的正當性，便是建立在這樣數(shù)字化、可犧牲的現(xiàn)實世界之上，為了保護兩個人，干掉或害死一個人，很明顯是有盈余的，而且兩倍利潤的高獲利，也有效彌平我們的道德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