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9月下旬，我被趕去大同。因為上面有令，必須在國慶前把危險分子趕走。臨走時我愛人湊了一條被子（我們?nèi)业谋蛔佣急怀饬耍?，買了一條毛褲給我，準備讓我在大同過冬。我想，這一去不知道哪天能再見面，連性命能不能保都難說。我愛人被剃了光頭，出門就可能挨打。街道鄰居都用敵意的眼光看我們。她還要帶兩個小孩，上面有高齡的父母。至于我自己，前往一個動亂中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安全感。我也被剃了頭，這是反革命的標志，很可能一下火車就會被打死。在這樣動蕩、朝不保夕的環(huán)境中，離別以后還有沒有活著見面的機會，真是一點把握都沒有。我感到有種生離死別的滋味。我?guī)е鴺O簡單的行李坐夜車去大同?；疖噺奈髦遍T站出發(fā)（現(xiàn)在的北京北站）。車站四周擠滿了人，都是被趕走的階級敵人，他們扶老攜幼，狼狽不堪。一個月前他們絕不會想到會有今天這樣的命運。不過他們比起已經(jīng)被打死的那些人來已經(jīng)算是幸運的了。

我一夜沒合眼，早上天不亮就到了大同。我背著行李來到機車廠人事部，由王部長接見。我自認為是一個身負重罪的人，只能低聲下氣?？墒峭醪块L卻對我極其客氣，我簡直是受寵若驚。原來大同廠在3個月前已經(jīng)轟轟烈烈經(jīng)受過階級斗爭的洗禮，人都打死了好幾個，現(xiàn)在倒是進入低潮，正在整頓的時候。我來得太湊巧了。人事部的同志安排我的宿舍，介紹我去附件車間勞動，發(fā)給我一套工作服，第二天就上班了。工友們聽說是北京下放的工程師，對我特別尊敬。我感到忽然換了天地。尤其出乎意料的是，工廠同意在國慶期間讓我回北京探親。這個優(yōu)待讓我喜出望外。果然，離開家僅僅十幾天后就有機會回家。我不敢告訴鐵道研究院的人，但是又想打聽消息，為什么把我們趕出北京。

抄家后幸虧工資沒被扣，吃的就不成問題，但是衣被卻無法解決。要買全家人的衣被那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更因為沒有布票和棉花票，有錢也買不成。那時候幸虧茅以升給我們一些衣被。但使我心疼的是我的二伯母，茅以升夫人因受抄家驚嚇（他們家沒有被抄，只是有紅衛(wèi)兵去過，但是聽說我們家被抄的情況，非常受驚），心臟病發(fā)作去世。她是一位識大體、賢惠、聰明的女性，她特別喜歡我們這一對，因為我和茅以升有共同語言，常常討論工程方面的問題。我愛人是特別能理解人性情的人，常常去她那里聊天。我們兩家住得很近。我們住王府井大阮府胡同，他們住在東單裱褙胡同，只不過兩站汽車路那么遠。我們家被抄后她就讓她家的保姆王媽來問情況，后來又送來一些衣被。首先讓我父母有被子蓋。我愛人和兩個孩子用一條破布拼湊的很短的被子過的冬。這些事都是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做的。如果被人發(fā)現(xiàn)就會戴上反革命串聯(lián)的罪名，那是非常危險的。最奇怪的是，我在大同居然做夢，夢見二伯母去世了。

她去世的時候我不在北京，我愛人在北京。茅以升打電話給我們說二伯母死了，我愛人連忙趕過去。那時候二伯母的身體還沒有僵硬，是我愛人給她穿的衣服。后來我回北京，二伯母死時睡的床沒人敢睡，是我去睡了三天，趕走了陰氣。

到次年（1967年）春天，全國鬧評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反對對革命群眾的鎮(zhèn)壓。我們這些階級敵人忽然身份也起了變化，變成受反動路線鎮(zhèn)壓的革命群眾，紛紛回原單位造反。我和馮登泰、安汝潛（他倆跟我一樣，也調到了大同機車廠）也回去造反。我們在北京造反了一年多，到1968年秋才又回到大同，參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一年中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天天碰頭商量怎么為自己平反，天天跑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接待小組（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我們的收獲是，搞清了我們是以危險分子的名義被趕走的。對危險分子怎么處理上面沒有精神，只能等著。到1968年全國形勢極亂，收不了場，中央用進一步搞階級斗爭的辦法收場（毛澤東說過的：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這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鐵道研究院通知我們回各自的單位去參加運動，我們只能回大同機車廠。我回去之后就被下放到農(nóng)場。在那場運動中大同市每天都有幾十個反革命分子被處死，大同一地估計死了上百人，全國可能死了幾十萬。死的人大多數(shù)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林彪、反對江青。遇羅克也是這時候被處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