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最后黑暗

“冬天已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雪萊的這句詩，曾經無數(shù)次鼓舞了那些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黑暗中探尋光明的勇士們。

如今，它也深深感染著在最后的黑暗中，默默等待光明的顧準與吳敬璉。

冬去春來，吳敬璉在最艱難的時候，始終保持著對未來的美好向往。

烏托邦式悲?。?

時間進入1972年，這是“文化大革命”爆發(fā)的第七個年頭。

“文化大革命”中發(fā)生的種種混亂，不僅讓全國民眾感到不安，也讓毛澤東感到匪夷所思。

早在1966年，毛澤東于7月8日給江青寫信時，就提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不出毛澤東預料，“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讓中國陷入了“天下大亂”的狀態(tài)，而如何從“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便成了當時最棘手的問題。熟讀歷史的毛澤東自己也當然知道，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就很難收回了。

毛澤東執(zhí)意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很難說其中沒有烏托邦式理想主義的成分。但不論怎樣，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很輕易就擊敗了所有有形的敵人，卻無論如何也無法擊敗那些無形的敵人。

于是，經深思熟慮后，他開始決定緩慢調整自己的思路與政策。

在那段時間內，毛澤東所做的最重要一個決定，就是著手恢復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系。

這不僅預示其個人思想出現(xiàn)根本性轉變，更預示著，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道路將發(fā)生根本性轉變。而促使毛澤東做出這一轉變的，既有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沖突事件的因素，也有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團滅亡的催化。

顧準向來有一個習慣，即通過日記，記述與分析國際局勢微妙變化對中國經濟走勢的影響。在1971年3月29日的日記中，他就這樣寫道：

“局勢發(fā)展的迅速出乎意外，現(xiàn)在是全勝的局面了。二月八日開始的九號公路戰(zhàn)役以全勝告終，現(xiàn)在這一戰(zhàn)役的政治后果，還看不清楚，也許會大大超過奠邊府之役。”

在顧準看來，“尼克松于此一戰(zhàn)役徹底潰敗之后，不像希特勒那樣公開宣告敗績，而且掩飾敗局，吹噓達到了'原定目標'。這就說明他并不企圖組織一次卡內敗績后的拼死再戰(zhàn)，扳回戰(zhàn)局。法國的德姆維爾推測，九號公路戰(zhàn)后將出現(xiàn)美中和解的局面，蘇聯(lián)也不斷攻擊我正在勾美反蘇，從三角斗爭的邏輯而言，這也許是必然的結論”。

“66年致秀函中，曾談到我的出處，將在越戰(zhàn)勝利之后，現(xiàn)在從某一方面來說，已經到了這個時候--當然，當時我們設想的越戰(zhàn)勝利，其實是半途而廢的勝利，是某種讓步后的和解，而不是一種輝煌的軍事光榮的勝利，這是我這樣一個猥瑣人物頭腦里提出來的結論，那種氣壯山河、決戰(zhàn)決勝的前途，是主席、胡志明這樣的大人物才能下的決心?！?

他認為：“打贏美國，迫使美國承認敗局，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平衡的相互關系，然后以三大國中的一員活動于國際舞臺，使我成為小國和大西洋諸發(fā)達國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時在這種全勝的鼓舞下加速經濟發(fā)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過日本，在再長一點時間內超過美蘇?！?

“如此功業(yè)，彪炳千秋，在我國歷史上秦皇漢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項背。在這種情形下，文學之士是有用的，學部存廢問題已經解決了，這就是明港集訓的背景?！?

宣布自我解放

顧準在1971年3月底的有關預測，到1972年便得到初步應驗。

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時任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

22日，周恩來同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就中美關系正?；半p方關心的其他問題進行了討論。周恩來表示：臺灣問題是阻礙兩國關系正?；年P鍵。尼克松表示：美國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26日，周恩來陪同尼克松赴杭州訪問。之后，尼克松一行飛往上海。

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簽署《中美聯(lián)合公報》。在公報中，雙方聲明：“中美兩國關系走向正?；欠纤袊业睦娴??！痹谂_灣問題上，中方重申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美方聲明：“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并“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作為中美兩國簽署的第一個指導雙邊關系的文件，《中美聯(lián)合公報》的發(fā)表，標志著中美隔絕狀態(tài)的結束和關系正?；M程的開始。尼克松的訪華之旅，不僅打破了中美關系之間的僵局，讓中國從故步自封的困境中走了出來，也讓國內政治局勢有了稍微的緩和。

1972年7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乘國內政治局勢有所緩和之際，下令讓學部全體人員從“五七”干校返回北京。

學部的“五七戰(zhàn)士”，也就在這種乍暖還寒的政治空氣中，結束了其下放歷程，從明港陸續(xù)回京。

那時，學部還有69個未獲解放的“反革命分子”，吳敬璉便是其中之一。

在即將抵京的列車上，軍宣隊告訴吳敬璉，要求他到京之后必須留在學部大院，不能隨隨便便出學部大院的門，也不能回家。

此時，吳敬璉的妻子周南和他們的兩個孩子，已與吳敬璉分別了將近3年之久，自然對這個不近人情的決定，感到非常惱火。

周南專程趕到學部，向軍宣隊政委質問道：

“吳敬璉到底有什么問題，他是反革命嗎？如果他是，我可以和他劃清界限，但是你們得拿出證據(jù)。如果不是，家里還有兩個孩子，還要搬家，請你們讓他回家。”

于是，吳敬璉第二天就宣布了“自我解放”，軍宣隊盡管在學部會議上通告“出現(xiàn)階級斗爭新動向”，但也沒人說要去吳敬璉家里抓回他。①

顧準也回到了北京。先前被迫與他離婚的妻子汪璧，已于四年前不堪世事折磨，自殺身亡。面對家破人亡、物是人非，如漢時蘇武一般，顧準已無家可歸。此時，肺疾纏身的他，只得待在學部的大院里，與青燈為伴，著書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