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不服”

在個人利益與社會良知面前，顧準毅然選擇了后者。

曾兩次被打成“右派”的顧準，每一次被批后都嘗盡人間疾苦。盡管如此，他都能矢志不移，堅持對真理的探索。

前一次，顧準之所以與蘇聯(lián)“老大哥”起了沖突，無非是為維護國家權(quán)益與民族尊嚴，沒想到，落到某些“革命群眾”口中，卻成了目無黨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要罪證。①

被下放到鐵佛寺水庫勞改大隊后，顧準經(jīng)常在半夜兩三點鐘，就被勞改大隊長喊起來，在漆黑的夜色里，披星戴月，辛苦地翻地、種菜、澆水。他常常要一口氣干到太陽下山，每天勞動時間長達十五六個小時。

盡管顧準已經(jīng)患上了胸肋痛，再加上長期吃不飽，身體已十分虛弱，但在勞改大隊長的壓迫下，每次要挑100斤的重擔。不久，他在連續(xù)挑糞與擔菜時，扭傷左腳，并造成左股嚴重下挫。②

顧準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則是因為受到孫冶方“修正主義”事件的牽連。

那次，顧準又同樣選擇了堅持。

在河南明港時，吳敬璉就親眼看到：不斷有外調(diào)人員武斗逼供，要顧準作偽證，誣陷一位與他有過個人嫌隙的老同志，雖飽受皮肉之苦，顧準仍嚴詞拒絕這種無理要求。事后，顧準對吳敬璉講述他的遭遇時，談笑自若，絲毫不以為意。

吳敬璉還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責顧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顧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時的堅毅神情。

寬容的思想之魂

雖遭無數(shù)迫害，顧準從未因此抱怨他人。

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裹挾下，對曾揭發(fā)過他的“罪行”的老同事，以及被迫同他“劃清界限”的親友子女，他都總是懷著體諒的態(tài)度，用社會原因來為他們辯解。

例如，1972年，顧準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妹妹和時任公安部代部長的妹夫阻止，顧準沒能與年近九十高齡的母親相見。人們對他的妹妹與妹夫這種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滿，顧準卻說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妹夫他們只是一部巨大鎮(zhèn)壓機器的一個零件，身不由己，何況他們一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

曾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階級隊伍”時，用荒誕牽強的推理，“揭發(fā)”顧準在20世紀30年代就是執(zhí)行“右傾投降路線”的“內(nèi)奸”。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顧準對他的這位老朋友卻是多方照顧?？紤]到這位老朋友的凄苦處境，逢年過節(jié)總是備下酒菜，約他共餐對酌。

當時，吳敬璉對此很不以為然。顧準卻說：

“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這種古怪的個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黨內(nèi)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審干'做法造成的。這套制度毀掉了他的一生。這種悲慘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們應(yīng)當同情才對，怎么可以苛責呢?！?

在吳敬璉看來，顧準就是一位“只服從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難舍難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標準，他都義無反顧地加以舍棄；不管是有多大權(quán)勢的顯貴，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氣壯地加以反對”的人，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聳入云的山峰”。

而且，“不管是在天賦的聰明才智方面，還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們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達到的境界”。

吳敬璉篤信，只有像顧準這樣，“有偉大的人格，有對民族、對人民高度的責任感和為人類爭取更美好的未來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和極其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進行只有后代學人才能認識其價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遠湮沒無聞的歷史探索”①。

有良知、有品節(jié)，能為真理、為正義奉獻一切，顧準當之無愧是富有靈魂的當代思想典范。

“蓮”“蘭”之寓

顧準如斯，孫冶方又何嘗不是這樣。

“文化大革命”期間，孫冶方也被人從農(nóng)村給揪了回來，對他進行了無休止的批斗。當時，康生、陳伯達等早已將他劃定為“中國經(jīng)濟學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無論孫冶方是“死老虎”還是“活老虎”，都要號召“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

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把孫冶方押上“歷史的審判臺”，進行了一番接著一番、一輪接著一輪的“文斗”加“武斗”。什么低頭、彎腰、“坐噴氣式飛機”、掛牌游街，這些都成了家常便飯。但孫冶方又何嘗不是始終堅守良心底線，未因自己精神和肉體上遭到的這些野蠻而粗暴的殘酷折磨，而有所屈服。②

從顧準與孫冶方身上，人們看到了一種知識分子的氣節(jié)。這種氣節(jié)，在屈原身上體現(xiàn)過，在司馬遷身上體現(xiàn)過，在文天祥身上體現(xiàn)過，在于謙身上體現(xiàn)過，在林則徐身上也體現(xiàn)過，后來又在吳敬璉身上體現(xiàn)著。

吳敬璉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分別起名為“吳曉蓮”與“吳曉蘭”。

在女兒曉蓮寫的《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jié)：

“進大學后不久的一天，18歲沒事找事的我，突然對'曉蓮'這個俗名失去了忍耐，鼻子往上一翹，哼出了'舒夏'這么兩個字來給自己做名字。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鼻子的靈感來自當時正流行著的一首朦朧詩。

“我自己做了又朦朧又詩意的重新命名之后，第二步當然就是要讓別人承認。首先告知同學們，然后就寫信回家通知家人……

“同學們受到我直接的行為強化，很快就叫起了那個新名字。家人那邊，卻只有爺爺尊重我的意思，下封來信上已經(jīng)寫著'舒夏同學收'。其他人卻對我的宣布置若罔聞。

“我很生氣，再次寫信回家，要求他們尊重我的決定。爸爸很快給我回了信，不記得他的信封上寫的是我的哪一個名字了。”

在信里，吳敬璉對女兒曉蓮說：“你堅持要改名字，我心里不是滋味。曉蓮是我給心愛的女兒起的名字，當你還是個嬰兒時，我們把你抱在懷里，我們抱的是我們的曉蓮，我們喂你吃飯時，我們喂的是我們的曉蓮，我們給你洗澡時，也叫你曉蓮。而你現(xiàn)在卻不讓我們叫這個名字了……”①

事實上，“蓮”與“蘭”，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正是有氣節(jié)的知識分子最佳的表征。

看來，吳敬璉當初在給女兒們起名字時，本身就蘊涵著無限的寄托。

①高建國：《拆下肋骨當火把--顧準全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382頁。

②吳敬璉、邢小群：《我與顧準的交往》，《百年潮》1997年第4期。

③高建國：《拆下肋骨當火把--顧準全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頁。

第一部家族傳統(tǒng)

①李城外：《1968年：中國“五七”干校之濫觴》，《中華兒女》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