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的公民訓練

1941年，吳敬璉小學畢業(yè)后，順利考進了重慶南開中學。

重慶南開中學位于沙坪壩。它是南開學校的創(chuàng)始人張伯苓先生于1936年入川考察后建立的。

這所學校在當時被稱作“貴族學校”，培育了大批社會精英，僅在內地的校友中兩院院士就達數十名之多。

南開中學的創(chuàng)始人張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一個秀才家庭。1891年，15歲的張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學“新學”，后來在北洋水師服役。對于北洋艦隊在甲午海戰(zhàn)中戰(zhàn)敗、致其統(tǒng)帥1895年在威海衛(wèi)舉白旗投降一事，他深感痛心。1898年，日本占領軍將威海衛(wèi)和劉公島交還給中國。然而，中國迫于英國的壓力，轉手又將兩地租給英國。

張伯苓奉命隨船前往劉公島接收，他親眼目睹了第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陽旗，升起中國的青龍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國的青龍旗，升起了英國的米字旗。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圖存，行將滅國滅種。他從自身的親身經歷得出結論：

“救國之道不在于買船造炮，重建海軍與列強周旋，而在于興辦新式學校，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所以立志從事教育，造就新式人才?！雹?

于是，張伯苓決定棄武從教，先在嚴范孫先生家中教授西學，后于1904年與他在天津南開創(chuàng)辦新式學校，取名“南開學?！?。正因其辦校旨在育才救國，沐浴這種精神的南開，才能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為校訓，培育學生努力增能，盡力為公，服務社會。

雖然吳敬璉在重慶南開的時間只有短短兩年，但南開的獨特教育理念對他影響至深，以至于他總是懷念。

為表達對重慶南開及張伯苓先生的緬懷，吳敬璉曾在紀念張伯苓逝世50周年的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雖然只在南開念過兩年書，但南開給予我的基本訓練方面的影響，卻是深遠的。除語文、數學等功課外，從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公民'課上關于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如何表達的訓練，直到每座樓進門處'鏡箴'上的'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的儀態(tài)要求，都使我終身受用不盡。”

就吳敬璉的親身感受而言，南開教育之所以“高貴”，并不是生活上多么奢侈與安逸，也絕非目中無人的頤指氣使，而是對德、智、體、美四育并進的高素質要求。

依稀“強國夢”

1943年，由于母親要到成都辦《新民報》，吳敬璉不得不隨著搬家而插班進了位于華西壩的高琦初中20班。

吳敬璉在此認識了不少好友，包括中央日報社社長的兒子張忠棣、四川省民政廳廳長的兒子胡敏、巴金的侄子李國輝等。①

1945年，吳敬璉初中畢業(yè)，考入了金陵大學附屬金陵中學，并且在1946年母親回南京籌備《新民報》、舉家搬遷之后，正式進入南京金陵中學讀高中。

在中學階段，對吳敬璉影響最深的就是“科學救國與實業(yè)救國”的思想了。

這種思想，一方面來自于巴蜀小學與重慶南開中學特殊教育理念的熏陶，另一方面也來自于外公、母親以及整個家族的言傳身教。

外公與母親都認為，只有科學與實業(yè)才能救國。吳敬璉在西北工學院學紡織的六舅，對科學發(fā)明亦可謂癡極，他曾因研究滾珠，反復試驗而未成功，以致此后不能再聽人說起“滾珠”兩字。

而吳敬璉自己，也特別喜歡理工科，中學時期，不僅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的功課都非常好，在家也總愛拿個工具修修補補，并將此當做愛好，一直保持了下來。

家庭的耳濡目染，學校的言傳身教，再加上本人的興趣，早年的吳敬璉，將科學救國與實業(yè)救國當做一生的追求，自在情理之中。后來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對此做過相關闡釋。

他說，自己少年時代就開始接觸“怎樣才能振興中國”這個好幾代追求真理的中國人所魂牽夢縈的問題。那時他的理想，是科學救國與實業(yè)救國，“以為依靠聲、光、電、化，就可以發(fā)展起現代工業(yè)，抵御洋人的堅船利炮和貨物傾銷，建設富強的中國”。

至于依靠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來實現這種理想，“我卻幾乎從來沒有思考過”，“因為沿著自己先人們的足跡，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下發(fā)展現代產業(yè)，或者用現在通用的話說，走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是順理成章的”。②

①吳曉蓮：《我和爸爸吳敬璉》，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頁。

②柳紅：《當代中國經濟學家學術評傳叢書·吳敬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