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坐在飛往北京的航班上，我苦苦地想，我怎樣才能挖掘到“形而上”的價值元素，超越“口水新聞”的“形而下”。無論是我個人的興趣偏好，還是《南方周末》的品位訴求，都強迫我回歸嚴肅新聞的起點，突破“罵街新聞”與生俱來的瓶頸。

第三天夜晚11點，當我和蘇永通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們已經(jīng)知道寫什么、怎么寫了。

我們要寫“形而下”的“口水沖突”。采訪雙方當事人，平衡報道這件事。

我們還要寫張維迎是個怎樣的人。這是人類的好奇心決定的，也是放大新聞傳播價值的需要。我希望我們呈現(xiàn)的報道，不止于“形而下”的口水價值。我希望我能在報道中呈現(xiàn)人的命運、光華的命運、院長負責制的制度安排、西方商學院模式的中國境遇。我想將這些內容裝入我們的報道，就像佛像裝藏一樣。

知道寫什么，怎么寫的問題也就解決了。我將文章構架設計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作為由頭的“內斗接著內斗”，就事論事地表現(xiàn)張維迎和兩個同事的內部紛爭，以及他人對這個事件的看法；第二部分，作為主體的“張維迎是個什么樣的人”，追問張維迎本人以及熟悉他的人；第三部分，作為縱深的“偶然還是必然”，探尋張維迎和光華老是出事的環(huán)境和制度要素，進一步說說張維迎是個什么樣的人。

雖然我的報道牽涉到環(huán)境和制度要素，但我不希望強行將張維迎的“人事門”解釋為改革的遭遇。我期待的稿件是張維迎一個人的敘述，所以，我自己擬定的標題不是見報的《爭議張維迎》，而是《張維迎: 風口浪尖誓言忍辱負重》。我這樣做，是希望我的報道盡可能地客觀中立，既然該文的信息主要來自張維迎，那我就不能自己跑出來指手畫腳，隨意地給張維迎和光華貼標簽。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謀劃得再好，實施的結果也總難免大打折扣。何況，我預先的謀劃最多算得上“取法乎中”。稿子面世后，反對張維迎的人在網(wǎng)絡上嘲笑他，說:“黔驢技窮之下打出悲情牌，唱出《竇娥冤》。以都是改革惹的禍，為光華的利益我不祭旗誰祭旗，做一出黃粱美夢，妄圖博得同情、憐憫與支持。真是: 改革已成垃圾筐，破桃爛杏可勁裝。流氓地賴成棟梁，地覆天翻慨而慷。張維迎新歌: 成亦改革，敗亦改革，都是改革惹的禍。”

為什么有此譏嘲？我仔細核對了一下原稿，也許是見報文稿中多了一句話:“這一切，在張維迎自己看來，源于自己擲地有聲的強力改革?！逼鋵?，我原稿中并沒有這一句，相反，我還在稿子中加了一句:“光華接連爆出的人事紛爭，與張維迎的改革有沒有關系？張維迎堅持說沒有?！?/p>

我不知道前面這句話是誰加上的，又是出于什么考慮加上去的。

兩句話同時出現(xiàn)在文章中，其實是矛盾的?；仡^想想，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是我的責任。我在極其短暫的時間內將稿子傳到編輯部，給后續(xù)的編輯出版流程留下的時間太短，而且我對“形而上”的堅持，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誤導手忙腳亂的同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