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我還接到過一個任務(wù)，替毛主席買章回體舊小說，我跑遍重慶全城搜羅了好幾百本，交八路軍辦事處運往延安。解放后在北京，王子野告訴我，他在延安見到這批書，毛主席把這些書交給了中央圖書館。

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又接到過一個任務(wù)，上海出的雜志，不論左中右，包括外文的，各買兩本，積到一定數(shù)量，裝箱由海路運往解放區(qū)。據(jù)告，也是毛主席要看的。

我十分樂意做這種工作，因為可以看過路書刊，同時也可以從毛主席的讀書得到一些啟發(fā)。

我常常想這個問題：毛澤東的這種讀書觀，這種讀書方法，我杜撰稱之為“比較讀書法”，我們普通人是否也適用，我們能不能學(xué)這一套？

我有一種體會，書的好壞，要靠自己辨別，讀得多了，辨別能力自然會提高。光靠別人指點自己不肯下點工夫，那只能永遠(yuǎn)讓別人牽著你走。萬一碰上壞人來牽引你，像“四人幫”這些壞家伙，你怎么辦？

我在《列寧全集》上看到過列寧的一篇讀書札記，一張寫給秘書的便條，前者大意是說看到有篇文章說某本書有問題，我找來這本書讀了，確實是本有問題的書。后者是要秘書找某些有問題的書。你看，列寧讀書，不光聽別人的評論，他得親自驗證。

“文革”時期，“四人幫”及其徒子徒孫，動不動揮舞大棒，什么“反共老手”、“影射文學(xué)”。你想找來看看，對不起，書店早已下架，有的圖書館也不出借了。這是一種封殺滅絕的卑劣手法。“反共老手”不是別人，恰恰是那些專以誣陷正直的共產(chǎn)黨員為職業(yè)的棍子、文痞們，這些人才是道道地地的反共殺手。

魯迅做得更好，他總是把別人批評他的文章，他的論戰(zhàn)對手的文章，跟自己的文章印在一起，他要讀者兩方面都看。不像有的人，只要你看他摘引的那幾句，不要你看原文，看全文。弄得你看到批判文章再想找那些挨批的文章，真是費勁得很。難道已經(jīng)給你打了防疫針，消了毒，還怕什么？你又不是賣的假藥？編雜志、搞出版的，能否在這方面給讀者提供一些方便呢？

我還有這樣一種體會，作為一個現(xiàn)代人，一個知識分子，還是多看點書報雜志的好，你干工作也才能稱職。不能把自己裝在保險柜里，做“套中人”。我因為做出版工作，要同國外的朋友、香港和臺灣來的朋友打交道，見面總得交談，有話談。他們提到“先總統(tǒng)”，我說我看過他的《蘇俄在中國》；他們提到“故總統(tǒng)”，我說看過他的《風(fēng)雨中的寧靜》；他們提到白先勇，我說看過他的《臺北人》。不光看過，還可談一點讀后感，略加評論。我不能讓人家看成是個光會談吃什么、玩什么的人，看成是個什么都不知道的白癡，看成是個只會講幾句套話客氣話的官僚。

你看，本來是要回答為什么選擇了出版這一行，卻大談起讀書。那么，可不可以這樣說：是為了讀書才選擇了出版這一行。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