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年青朋友在一起，常常有人問我：你為什么選擇出版這一行？

不是我選擇了這一行，是讀書生活出版社收留了我。

一九三七年冬天，“感謝”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把我轟出了家門，一個人逃難到漢口，投靠舅公。沒想到過了年，他生病死了。舅公在交通路一家書局當經理，讀書生活出版社從上海搬到武漢，租用了這家書局的二樓，我每天放下飯碗就鉆進出版社看書，同那里的先生們混得很熟。出版社經理黃洛峰，大家稱他黃先生、黃老板，看我這個十五歲的孩子手腳靈活，能跑腿，收留了我，從此，我算是有了個飯碗。

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的書，都是很進步的，可以開出一串書名。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曹伯韓的《通俗社會科學二十講》、柳湜的《如何生活》、李公樸編的《讀書與寫作》、張庚編的話劇集《打回老家去》、周巍峙編的新歌集《民族呼聲集》、以群翻譯的《蘇聯文學講話》、高爾基的《在人間》，等等。還發(fā)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本公開出版的刊物《群眾》周刊，我全看了。

此外，出版社還有一些從上海帶出來的參考書，雜得很，有《胡適文存》、陳獨秀的《實庵自傳》、希特勒的《我的奮斗》、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韋爾斯自傳》、紀德的《從蘇聯歸來》，等等，也都讓我隨便看。

這是個有書讀，而且讓你讀書，允許你讀各種書的地方，極大地滿足了我的讀書欲望，胃口大開。

從這一點講，是我看上了這個出版社，愿意吃這碗飯。

除了在出版社看書，每天還到交通路的一些書店看書。上海搬來的書店大多在這條馬路上和附近的弄堂里。有生活書店、上海雜志公司、開明書店、天馬書店……還有當地原有的華中圖書公司。我成了書店“巡閱使”。

黃老板看我有這么個癖好，就給我一個任務，替出版社采購新出版的雜志，有的是他指定買的，像共產黨叛徒葉青編的《抗戰(zhàn)與文化》，國民黨的《中央周刊》、《民意》周刊、《祖國》，還有其他一些黨派辦的刊物。好的雜志當然要買，像胡風主編的《七月》，丁玲、舒群主編的《戰(zhàn)地》，生活書店和上海雜志公司發(fā)行的各種雜志。買回來，用個回形針夾起掛在墻上，供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閱覽。

在這里，從未聽說過什么“放毒”、“中毒”。不知道這叫不叫“自由化”？“自由化”這個名詞，是幾十年之后才聽說的。

黃老板就是這么信任我們這班小年青的。

他帶領我們讀好書，學習《大眾哲學》（后來到重慶，學習政治經濟學），同時又放手讓我們讀各式各樣的書，包括那些內容有些問題，或是很有問題的書，多多益善，開卷有益。他用這種方法提高我們的閱讀能力和識別能力。

黃老板讀好書很認真，讀有問題的書也很認真，在書上畫杠杠，寫批語。在重慶時，我就看到他在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上批批畫畫。

我一生感激他這樣地引導我們讀書，真正地讀書，而不是馬馬虎虎、隨隨便便地讀書。

這樣，多年來我養(yǎng)成了一個讀書習慣，越是有問題的書，盡可能找來讀一讀，不信邪，也不怕中邪。而且要讀“原裝”的、“整裝”的，不要拆裝過的，不要零件、“摘編”之類。

后來，聽說毛澤東讀書也很廣泛。正面的、反面的，用他的說法，“香花”、“毒草”都看。一九三九年在重慶，我在出版社做郵購工作，就多次收到毛澤東秘書李六如從延安“天主堂”寄出的購書信，開來的書單內容很雜。當時我們就知道是毛主席要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