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直就是個喜歡標新立異的城市，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作為繼北洋西學學堂、南洋公學之后的第三座新式學堂，求是書院出現(xiàn)在杭州不是偶然的，在知府林啟會同浙江巡撫廖壽豐創(chuàng)辦新學之前，杭州人汪康年、陳漢第其實就已經(jīng)在謀劃了，只是“因官紳梗阻，久久未遂”。陳漢弟后來做了求是書院的監(jiān)院，汪康年則可以說是浙江近代改革的點火人。

從時間上來看，求是書院的存在時期，正是戊戌變法前后。1898年的那場百日維新運動對杭州這個城市的沖擊是相當大的，汪康年就是康梁變法陣營中的骨干。梁啟超此前也給林啟寫過信，贊賞求是書院的創(chuàng)辦，以為“浙中此舉，實他日群學之權輿也”，廖壽豐則致函時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的汪康年，邀請姚石荃“來浙一談”，因姚受張之洞派遣，去日本考察過教育，廖、汪之間的信件往返，促成了后來求是書院向日本選送留學生的計劃?？梢哉f那時候的杭州，以求是書院的開設為標志，顯示出了影響全國的近代思想中心地位，宋恕、章太炎擔任主筆的《經(jīng)世報》也是在那個時候，由童學琦等人在杭州創(chuàng)辦。

但戊戌變法很快就失敗了，慈禧太后將改革歸罪于新學，下旨“各省學堂已辦者即行收縮，未辦者即行停辦”，求是書院于是經(jīng)歷了一段困難時期。蔣百里和史壽白的先后留學日本，雖屬書院人才選派，卻也都帶有避禍性質(zhì)，比起頭兩年招生和辦學的除舊布新之勢，書院隨后的步子顯然緩慢了許多。在1903年前的求是書院后期，差不多有3年的時間，所處的是一種較為曖昧的狀態(tài)，因為不斷地改變名稱和調(diào)換人員，生氣仿佛已然缺失。

求是書院的第一次改名，在1901年秋。是年9月，清政府下達的所謂興學詔令各省所有書院均改設大學堂，故“浙江巡撫廖壽豐奏改浙江求是書院為求是大學堂”。其時林啟去世，陸懋勛入京，求是大學堂較之求是書院，應不僅是名稱的改變。次年，也就是1902年，再度改名為浙江大學堂時，陳漢第也辭職離去了，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學數(shù)月的勞乃宣應巡撫任道镕之聘，來杭出任學堂總理。過了一年，1903年歲末，又遵照學部要求，改大學堂為浙江高等學堂。3年里忙忙碌碌地改來改去，只留下校名的更替，其余的倒都給一筆帶過了。

如果從1904年算起，浙江高等學堂的存在期正好是10年。學堂的校址應該還是在城東蒲場巷，但昔日普慈寺的區(qū)域，也許已經(jīng)不勝容納了，因為還在浙江大學堂那年，學校就增設了師范班，后來更名為師范傳習所，招生百余，約占在3/1，學生都是一些年齡偏大，不及研讀西文，但國文程度較佳者，加以培養(yǎng)造就，速成師資。除了招生數(shù)額增加，學校還建了個植物園，用來作為博物課的實習場地。

有一份1907年的統(tǒng)計顯示，當時在校的教職員工是29人，學生319人；學校房舍的分布為：“頭門3間，禮堂5間，講堂10座，食堂2處，事務室2間，監(jiān)督、教員、辦事員住室28間，學生自習室22間，學生寢室35間，圖書儀器室14間，養(yǎng)病室10間，浴室8間，其他房屋50間，共計195間，另有操場兩所?！比绻?95間計，除已列之外，應該還有6間尚未列明，但就是這個規(guī)模，也已經(jīng)相當可觀了。繼勞乃宣之后，重返杭州的陸懋勛回到了蒲場巷，在他眼中，此處依舊是當年的“求是”，并且在隨后3年的任上，他把浙江高等學堂推進了一大步。

事實上在杭州人心里，城東蒲場巷里的這所學堂，不管名稱怎么變，始終也都還是“求是”。1909年的春天，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學成回國的杭州人邵裴子剛剛踏上青石板鋪成的巷道，耳邊就仿佛響起了書院的鐘聲。雖然昔日的寺廟格局幾經(jīng)變遷，已不復舊貌，但當年就讀求是書院時的情景卻歷歷在目。轉眼10年過去了，邵又回到母校，來做英文教習了。也許他想過這是一種緣分，卻一定沒想到這個緣分幾乎會貫穿他的一生。

在隨后的幾年里，邵裴子在浙江高等學堂從英文教習做到了教務長，又從教務長做到了校長。邵裴子這個校長，是真正稱之為校長的校長。辛亥革命后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在1912年初頒布的《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guī)定，“從前各項學堂均改為學?！?、“監(jiān)督、堂長應一律通稱校長”。浙江高等學堂自然也又一次地改名為浙江高等學校?！皶盒修k法”到底是暫時的，以后還要另行制定正式的，所以在這之后，因學制改革等具體條文未及出臺，學校暫停了招生，至1914年最后一撥學生畢業(yè)，浙江高等學校實際上已不再存續(xù)。

邵裴子的這任校長，做了只有半年。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離開杭州后他去了北京，在財政部任職。雖然從美國斯坦福大學拿的是文學學士學位，但他攻讀的卻是經(jīng)濟學，當然，教育依然還是他的夢想，所以任職財政部的同時，邵還在北京政法大學兼了英文教授和教務長，直到北伐戰(zhàn)爭前夕，再次回到杭州。那時候的邵裴子，距離又一次出任大學校長的時間，已經(jīng)不遠了。

如果把浙江高等學堂（學校）的10年單獨劃成一個階段，那么，之前那不斷改名的3年，也可以算作是“后求是書院”時期。從求是書院時期和“后求是書院”時期出來的學生，日后做了大學校長的，何燮侯是一個，邵裴子是一個，中國現(xiàn)代心理學先驅、心理學家陳大齊，也是一個。出自浙江求是大學堂的陳大齊留學日本時，在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哲學門攻心理學，1912年秋回國，接替邵裴子做了浙江高等學校的校長，雖然時間也不太長。

杭州這個地方，雖然也有過“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的紙醉金迷歲月，但安閑享樂應該不是她的主題，“商女不知亡國恨”，所以才會“直把杭州當汴州”。事實上在近代，尤其辛亥革命前后，杭州的突出表現(xiàn)，一直是在思想、學術、教育、文化，乃至革命等方面，其中的教育，更是許多青年讀書人向往的興國之途，以求學杭城為熱衷，譬如歷史學家兼教育家何炳松。

何炳松是以優(yōu)異的學業(yè)被金華府中學堂保送來杭的，時為1906年，他還只有16歲，進的是浙江高等學堂的預科。當他踏入蒲場巷，發(fā)現(xiàn)學校的所在原先竟是一座廟宇時，心頭掠過的是一絲驚喜。作為后來的歷史學家，何炳松一向喜歡廟宇，在《求學經(jīng)驗之回想》中，他就說過“廟宇為歷史圖書館，大世界為戲劇圖書館”這樣的話。伴著舊時普慈寺的晨曦夕陽，何炳松從預科到正科，在浙江高等學堂整整讀了6年。

在畢業(yè)于浙江高等學堂的學生中，何炳松也許可以說是最好學的人了。6年之后的1912年，何被公費資送去美國留學。在美4年，他先后就讀了加利福尼亞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和普林斯頓研究院這3所大學，學科涉及法語、德語、史學、政治學和經(jīng)濟學。在威斯康星大學時，何炳松一邊讀書，一邊還受聘為歷史系助教，因此甫一歸國，即被蔡元培聘去北京大學執(zhí)教了。

與何炳松情況基本相同的，還有一個陳布雷。何自金華保送來杭，陳則是從寧波府中學堂退學，改考浙江高等學堂預科。雖然也是在1906年入學，但據(jù)說屬于原本不予接納的插班生，經(jīng)其時掌校的吳雷川特許，單獨命題授試后，才得以進校。從預科讀到正科畢業(yè)，這位日后成為蔣介石國民政府“文膽智囊”的國民黨第一支筆，從浙江高等學堂開始，就與杭州結下了畢生的不解之緣。

陳布雷原名陳訓恩，改名布雷也正是在浙江高等學堂期間。陳自己說：“余此二字之別署，乃在高等學校為學生時，同學汪德光君代為擬者?！蹦菚r候的陳布雷，臉面圓潤飽滿，同學們開玩笑給他取了個“面包孩兒”的綽號，面包的英文為Bread，陳說：“由面包而Bread，再由譯音而改為布雷。汪君蓋謂余好撰文字投報館，以布鼓自擬，亦甚有趣味云爾。然后來竟以此名，而訓恩之原名，及君木先生字余以彥及，轉鮮有人知之者?！?/p>

汪德光在陳布雷的那一批同學中，是個活躍人物，做過同學會會長，時在力保滬杭甬鐵路主權、抵制英貨等學生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此人與陳布雷、邵元沖等，曾經(jīng)在全國高校會考中名列前茅，而且寫得一手好字，屬清代書法名家王文治一路，但后來卻從了商，做起商會會長了。也是因與陳布雷、邵元沖等黨國要人的同窗之交，得以購買槍支彈藥，組建私人武裝，可謂財戎雙加，連縣太爺都讓其三分。再后來，卻竟是遭遇變故，又退而行醫(y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