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等學堂時期的陳布雷好結(jié)益友，對昔日學友的記憶也最清晰，提起名字來總是一長串，如陳君哲、虞梅洲、徐圃云、黃念耘、祝廉先、鄒亞云、沈伯嚴、范秉琳等，據(jù)說范還是陳布雷投考浙江高等學堂的鼓動者。至于日后與郭沫若等一起在日本建立過“夏社”的陳君哲，當時最為激昂，常向陳布雷推介進步刊物。同學中以才華學問令陳布雷相慕重者，大多是浙江人，譬如最先呼其“面包孩兒”的邵振青是金華人，邵元沖、朱內(nèi)光是紹興人，還有德清莫存之、永嘉林智敏、蘭溪胡心猷等，可見浙江高等學堂（學校）的10年，的確將一大批有學識有抱負的年輕人會聚在了杭州。

這里所說的邵振青，即著名新聞學家，堪稱中國報業(yè)先驅(qū)的邵飄萍，毛澤東所稱的“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yōu)良品質(zhì)的人”。邵飄萍也是在1906年入讀浙江高等學堂的，從1897年求是書院創(chuàng)立，到1906年，正好是邁入第十個年頭，眾多有志青年在這一年同期進校，應該不是偶然的。那是一個人各有志、才情并茂的年頭，由求是書院的盛名鵲起，到浙江高等學堂的執(zhí)著固守，相信她所在的杭州已經(jīng)成了青年知識群體的逐夢之地，各路學子為圓夢而來。

邵飄萍的夢想是“新聞救國”，試圖以辦報來激發(fā)和鑄造民心，受的顯然是梁啟超的影響，這在當時，無疑是冒風險的。清廷有禁令稱：“各學堂學生，不準離經(jīng)叛道，妄發(fā)狂言怪論，以及著書妄談，刊布報章……不得私充報館主筆或訪事員（即記者）。”但浙江高等學堂的氛圍，卻與之相遠，既允許學生自由購閱報刊，也可以彼此交流，縱談國事，甚至連邵飄萍最初的辦報實踐，都是從在校讀書的這個時期開始的。

這是一份16開蠟紙版油印小報，名為《一日報》。據(jù)張任天回憶，出版時間是1908年。是年學校召開了一次運動會，因為校外的運動愛好者亦可報名參賽，故謂之省運動會。張任天說：“這次運動會，由于我和邵飄萍、陳布雷不愛運動，所以都沒有參加競賽項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3人一核計就辦了個《一日報》。因為運動會只開一天……3人分了工，陳布雷為編輯，我和邵飄萍為訪員（記者）?！睆埲翁焓前倌耆巳?，活到109歲的1995年才去世，但他的這段“掌故”也有存疑，有說他在邵飄萍入學浙江大學堂的前兩年，已經(jīng)去了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攻讀數(shù)學，不可能與其同窗。年代太久了，時間上的記憶有誤是難免的，但是就這段往事而言，其本身應該不至于空穴來風。事實上從浙江高等學堂畢業(yè)后，邵飄萍主筆的《漢民日報》就創(chuàng)辦在杭州。

談到浙江高等學堂（學校）時期的學生，后人曾有過“兩邵一陳”之說，“兩邵”指的是邵飄萍、邵元沖，“一陳”則為陳布雷。此說既有這3個人日后的社會知名度的因素，更在于他們求學期間就表現(xiàn)出來的出類拔萃。陳布雷在《我所認識的邵翼如先生》一文中，也專門談到過“兩邵”：“我們浙江高等學校有著名的兩邵，一是翼如（即邵元沖），一是飄萍。若論才氣橫溢，飄萍自亦不弱；至于清正亮直，悃愊無華，那就要以翼如為不可幾及了?！鼻逭林焙美斫猓У囊馑际钦嫘恼\意，悃愊則為至誠，悃愊無華，那就是沒有一絲虛榮浮飾的坦誠了，這個評價對于邵飄萍，其實也是非常恰當?shù)摹?/p>

邵元沖畢業(yè)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法官，為江蘇鎮(zhèn)江地方審判廳廳長，這個職業(yè)是尤其需要“清正亮直”的。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隨孫中山，邵先后做過大元帥府的機要秘書和黃埔軍校政治部代主任，北伐軍攻占浙江的1927年初，更是在他讀過書的杭州做了市長（在邵元沖之前，還有過一任與浙江高等學堂有關(guān)的杭州市市長，那就是在他們這一撥學生入學前后做過校長的吳雷川）。但也正是因其所謂的“悃愊”，1936年底應蔣介石電召去了西安，死于“事變”。

也是在那個時期，還有另外一個學生，特別值得一提。以何炳松和“兩邵一陳”來比較，他更接近于前者，也是個教育家，而且是更純粹的教育家。雖然其入學之初的夢想是要做個文學家的，但是畢業(yè)后，在1914年前往美國留學的輪船上，他選擇的攻讀方向已經(jīng)是教育學了，同行伙伴中與之最為投契者，便是后來成為中國著名教育家的陶行知。

這個學生叫鄭曉滄。作為中國科舉的最后一代秀才，府榜題名那年他還只有15歲，也是被保送進浙江高等學堂的?；蛟S在杭州就讀期間，鄭曉滄并不像“兩邵一陳”那般顯山露水；也不像比他大兩歲的何炳松那樣，是謂“無試不冠軍”的佼佼者，但是從鄭日后一生的走向來看，卻是把自己完全融入了這所學校。鄭曉滄是1918年從美國帶著教育學碩士學位回國的，在經(jīng)歷了南京高等師范、東南大學、浙江省立女子中學和中央大學教育學院等院校的數(shù)年教育實踐，從事過教授、校長、院長等職務后，于1927年進入國立浙江大學，此后的50余年，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浙江高等學堂是浙江大學的前身，從1914年暫時停辦，到國立浙江大學成立的1927年，中間雖然是一段過渡時期，但其經(jīng)脈卻并沒有因此而斷裂，除去相應時段的留學與尋求，鄭曉滄實際上是把自己的畢生全部奉獻給了母校，因此對這座中國著名大學來說，他是個史志性的人物。

金庸曾經(jīng)有過一段回憶，就是關(guān)于鄭曉滄的：“我上的小學，圖書館里書籍也相當豐富，老師們很鼓勵學生讀課外書。我記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師，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婦人》、《好妻子》、《小男人》給我閱讀。這三部書的譯者鄭曉滄是美國留學生，是我故鄉(xiāng)海寧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為榮，因此，這三部外國書在我故鄉(xiāng)竟相當流行。”金庸提到的這三本書都是美國作家奧爾珂德的小說，由鄭曉滄翻譯出版于1933年。鄭之所以選譯這些作品，并非僅出于對文學的愛好，還在于這三本書都屬教育小說。至于對國外教育學專著的譯介，尤其是留學美國時直接受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杜威教授的原著，如《予之教育信條》、《杜威氏之教育主義》、《兒童與教材》、《杜威教育哲學》等，數(shù)量就更為可觀了。說鄭曉滄是中國教育界的一代宗師，毫不為過。

像鄭曉滄這樣的教育家，出自浙江高等學堂，顯然得益于那個時期學校師資的豐沛。陳布雷說到教授地理的張閬聲時，感念之情溢于言表：“吾獨深慕乎先生無施不可教與其風度之和悅閑雅，亙30年不能忘?！睆堥伮暭磸堊谙椋彩呛幦?，對鄭曉滄就更是師長兼同鄉(xiāng)了。張宗祥去世后，鄭曉滄寫過《悼念張師閬聲》詩四首，中有“歡笑堂前語，狂吟醉后歌”句。

張閬聲別號冷僧，海寧人素以“武有蔣百里，文有張冷僧”稱之。其時像張閬聲這樣的各地名流大家，執(zhí)教浙江高等學堂者甚多，如“杭州瑰寶”邵裴子；“吳興三沈”中的沈士遠、沈尹默；創(chuàng)建南社的陳去病（陳佩忍）；“浙東第一?！眱Σ艑W堂之首任監(jiān)堂楊敏曾等，都在其間。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洪培克（Stanley K.Hornbeck）先生，亦曾受聘擔任主科教員，據(jù)說其每日授課，必先翻閱參考書籍數(shù)十頁。名師濟濟一堂，學子桃李爭春，才俊迭出，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