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林風眠參加《東方雜志》發(fā)起的“中日問題筆談會”，撰文表示“中日過去的一切懸案”，“憑外交途徑是清算不了的，要清算只有付諸一戰(zhàn)”。

而到了秋后，是否一戰(zhàn)已根本不容國人考慮：“七七盧溝橋事變”，繼而“八一三”日軍在上海登陸，戰(zhàn)火很快就逼近杭州。

這種時候，還有什么心思作畫？但除了以筆當槍，藝專師生還有更好的抗日途徑嗎？

林風眠、李超士、吳大羽、方干民等教授都帶頭投入大型宣傳畫創(chuàng)作。學校劇社上街演出抗日活報劇，也有許多學生帶了慰問品上淞滬前線去勞軍。

但局勢惡化比想象的還快，11月，日軍已兵臨杭州城下，藝專接到省教育廳指示南遷。所有外籍老師，或回國，或撤至上海租界，從此與藝專斷了聯(lián)系。

至于本國老師，有的跟學校一起走，也有的如潘天壽自己舉家出行，后來到了長沙才與大家會合。

文化人哪有處理戰(zhàn)時局面的經(jīng)驗？情勢又如此紛亂和匆忙。但一切還是按計劃進行，13日，師生在錢塘江南星橋碼頭上船，自此開始了流亡生涯。

林風眠下令盡量多帶圖書教具，自己的畫作卻全數(shù)割舍，留在老屋里，從此失蹤了。臨行他還特意關照留守人員“把學?？春?！”想不到這一別會有8年之久。

先到諸暨吳墅，安頓下來不過10天，又接到命令，沿浙贛鐵路再到江西貴溪。1932年高中部的學生徐惠英晚年回憶出發(fā)不久的境遇：

隨校的女生只有10人左右。在嚴州（即建德）我們雇的這一條船上都是女同學，只有一個男工友（是為女生宿舍挑水的），沒有老師帶隊。夜晚擔心土匪來，讓船泊在江心。船篷漏雨，買來幾張油紙搭在篷面。篷下吊一盞青油燈照明。半夜里聽到一聲驚叫，我以為土匪來了，一看船上起火，欲逃無路，船下是江水，船上是大火，船上的人只懂哭叫，這位工友也沒了辦法，不知是哪一位勇敢的女同學，雙手扯下正燒著的油紙和篷篾，再用一條棉被壓在艙底的一攤火上，火給撲滅了，驚嚇一場。

類似這樣的故事，西遷途中不知有多少。

羅工柳與彥涵同歲，卻先后差一屆。羅在193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藝專職高部時，彥已是二年級生，而等羅也讀到二年級時，西遷就開始了。

一些無法回避的問題起初卻被校方忽略，或者是沒有解決的可能：不少同學家長也在逃難途中，經(jīng)濟上斷了聯(lián)系，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到江西貴溪時，朱德群、彥涵、吳冠中、閔希文等，合伙在教堂的門洞里自己燒飯吃，以求用最低的開支維持生活。不久聽說又要轉移長沙。一天晚上，羅工柳聽到傳聞，說校長和另外幾位負責人將于明天帶著款項開車去長沙，留下同學由他們自己想法解決交通問題，然后在長沙會合。吃飯時他把彥涵、盧鴻基叫到門洞里，商量如何應對。

本來就內(nèi)外交困，心神不定，聽到這樣的消息，還能淡然處之嗎？第二天一早，就由彥涵出面集合全體同學宣布校方的“不當行為”，大家頓時情緒激動起來，有的即刻去拔掉幾輛汽車輪胎的氣門塞，有的到林風眠、林文錚住處，找他們當場責問。林風眠表示根本沒有丟下學生不管的意思，林文錚也說正在想辦法解決交通問題大家一起到長沙去。但同學們不信，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學校負責人要和學生同舟共濟，在遷校長沙的問題上，不得棄學生于不顧，保證解決火車的包乘，全校師生一起行動；二是免去一切學雜費用，并保證吃飯免費供應；三是對這次學潮為首的學生，不得加以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