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同值班的小鄭

平時不印報紙的時候我們就得卸紙、保養(yǎng)機器，中午就在宿舍待著。說起來是宿舍，其實就是類似于現在建筑工地上的那種工棚。宿舍在一棟紅磚房子里，房子上下兩層，一樓住著廣播學校的老師和校工，只有樓上兩間屬于我們廠的工人。

每間宿舍也就十平方米不到，里面還堆滿了印刷輔料。到了冬天，有人會把勞保鞋脫下來，把臭烘烘的鞋墊放在廉價的電熱器上烤，旁邊不到半米的地方就有人捧著飯盆在吃飯，還有人在一邊抽煙—那種烏煙瘴氣的味道恐怕大多數人是受不了的，但我已經很習慣了。

印廠每周日休息一天，但每晚都要有兩個人值夜班，差不多每半個月就輪到我值一次。廠子在郊區(qū)，很空曠，夜里風很大，偏偏值班室還有兩塊玻璃碎了，用報紙糊了起來。值夜班的夜里，外面北風呼嘯，風吹在報紙糊的窗戶上，嘩嘩作響，這時總會想起廠房是建在墳地上的這一茬兒，我們不禁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睡的那張行軍床，有一截彈簧壞了，翻身的時候要是不小心，斷了的那一截彈簧就會戳著屁股，加上這床睡過太多人—干過八小時后輪流休息的人都睡這里，早已發(fā)霉的褥子也沒人洗，總是散發(fā)著一股惡臭，所以剛開始我總是很難入睡，后來夜班印報紙時間太長了，累得倒頭就睡，就完全沒有異樣的感受了。

當時廠里有個小福利，每周印完報紙之后，廠里會給每個工人分幾沓報紙，具體數字我已經記不清了，好像能賣個十來塊錢。這對于當時我們這些印刷工也算不錯了，畢竟每個月工資才三百多塊錢。拿到這點福利報紙后，大多數職工都不好意思拿出去賣，一般都是在家門口的小店換點兒煙酒之類的，而我這樣的進步青年是把廠里發(fā)的報紙兌給我家門口的報攤，換其他報紙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和我排在一起值夜班的小鄭。

每次印完報紙后都要打掃車間，這活兒一般沒人想干，大家都恨不得趕緊換衣服走人，所以一般都要排班打掃衛(wèi)生。只有小鄭每次都自告奮勇，說：“你們走吧，我來。”他這樣高風亮節(jié)，讓我們感動了很久。

然而，過了很久我們才知道，他搶著打掃車間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能偷偷從車間里多拿點兒報紙出去。多拿點兒也就算了，他還不像其他人那樣一次性兌給小店或者報攤，他竟然自己拿著到街上零售，為的就是多掙幾個錢，結果有一次在街上恰好被廠長撞到了，廠長當場質問他怎么有那么多報紙。雖然這事兒后來不了了之，但小鄭的“高風亮節(jié)”也成了廠里大家茶余飯后的笑料。

現在回想起來，那會兒大家笑話小鄭其實不太厚道，他那樣做雖然不對，但不就是為了稍微多賺點兒錢嘛。那會兒大家的工資就三百多，過得都不容易。而且聽說小鄭家里也比較困難，那時候廠里的工人一般抽三四塊錢一包的香煙，他只抽一塊多的最便宜的那種，平時還經常蹭別人的煙抽。我挺樂意他蹭我的煙抽，因為他很愿意幫我跑前跑后，某種程度上，可以讓我值班的日子不那么痛苦。

在那時我們宿舍里連電水壺都沒有，只能在煤氣灶上燒水，水龍頭在一樓，煤氣灶在二樓，我們用來燒水的是一個特大號的也不知道是誰丟在宿舍里的飯盒。我值夜班的時候要喝開水，每次都是小鄭到樓下打一飯盒水，放到爐子上燒開之后，用棉紗包著滾燙的飯盒把水灌到水瓶里，再下樓打一盒水上來，再燒。要灌滿一水瓶，他要樓上樓下跑八九趟。類似這樣的事，由于蹭我煙抽的緣故，都是小鄭包攬了。

后來我越來越不想值夜班了。因為連上印報紙的兩個晚上，再值一個夜班，等于一個星期有三個晚上在廠里不能回家睡覺，太痛苦了。有一次一個同事悄悄跟我說：“你要是不想值班，就給小鄭一包黃紅梅，你讓他一個人值班，他保證干。”一開始我有點兒不太好意思開口，沒想到后來小鄭主動跟我說：“你回去吧，我一個人值班沒事兒?！蔽矣悬c兒猶豫，怕被廠長知道。他又說：“只要你明天早上八點鐘之前，趕在所有工人之前到廠里就沒事兒?！蔽乙宦?，喜出望外，趕緊跑下樓買了一包黃紅梅，遞給他連聲說“你辛苦、你辛苦”，他就在連聲說“不客氣、不客氣”的時候把煙揣兜里了。

一九九二年春節(jié)值班又輪到我和小鄭。大過年的總不好意思再留他一個人值班了，而且也舍不得過節(jié)的加班費。我到廠門口的小店買了瓶分金亭特釀（當時江蘇的一種價廉物美的白酒）、兩包多味豆、一包好煙，拎到宿舍里去。小鄭依然勤快地灌滿了一瓶開水，把一個臟得要命的小桌子清理出來。我把兩包豆子攤在紙上，弄來了兩個杯子，我們就一邊喝酒，一邊吃豆子聊天。樓下小店里有臺黑白電視機，當時在重播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聲音放得特別大。我聽到電視里的主持人興奮得不行了，說：“我們向此時此刻仍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的同志們拜年！”我一聽樂了，跟小鄭說：“聽，說我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