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的出版非常不順。

1955年春天，中國青年出版社聽說母親寫了一部反映三十年代青年學(xué)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品，要去了這部書稿。但看完了后，拿不定主意。想來想去，他們提出，要母親自己找一個名家給看看，若肯定了這部稿子，就馬上出版。

當(dāng)時，母親是個剛進文藝界的一般編劇，不認(rèn)識名作家。就由妹妹白楊介紹，一同找了陽翰笙，托他看看這部稿子。陽翰笙曾是總理辦公廳副主任，當(dāng)時是中國文聯(lián)秘書長，日理萬機，但答應(yīng)5月15日開始看。

母親5月3日就出差了。在上海，她讓妹夫蔣君超看了稿子，評價不錯，還表示他愿意改編成電影劇本，認(rèn)為小說后半部比前半部好。之后母親又到廣州，采訪青年學(xué)生，為寫劇本搜集材料。后因開展反胡風(fēng)運動，單位讓立即回來，6月底母親就返回北京。

此時，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肅清胡風(fēng)反革命分子的運動。8月，母親擔(dān)任了文化部京滬調(diào)查組的組長，去南京、上海外調(diào)，又出差了兩個多月。

因騎河樓馬圈胡同的院子要征用，準(zhǔn)備蓋公安醫(yī)院大樓，回京后母親就忙于搬家，于11月6日搬到了復(fù)興門外國務(wù)院宿舍，生活這才安定了下來。

母親一直惦念著自己的書稿，這期間，她曾幾次給陽翰笙打電話，問看完了沒有。陽翰笙一直沒有顧上看，后來到了12月9日，他有些不好意思，對母親說，實在太忙，沒時間看，他可以把稿子介紹給中央戲劇學(xué)院的教授歐陽凡海同志看。這位專家早年留學(xué)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魯藝的文學(xué)研究室主任以及華北大學(xué)教授等，是研究魯迅著作的專家。

母親在征得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同意之后，就答應(yīng)了由歐陽凡海審閱這部稿子。

母親心里很煩，來創(chuàng)作所3年了，卻還沒有寫出一個劇本來，這不能不是一個沉重的精神負(fù)擔(dān)?？匆妱e人一部作品還沒有寫完，報紙上就大登起來了（如秦兆陽的《兩位縣委書記》，在北京日報上連載了好幾天）。而自己的書稿寫了4年，經(jīng)過多少遍的修改，迄今完成8個月了，還沒有人看，就很有些愁悶。

母親曾對父親說：即使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國家，文藝界還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怨不得有些人形成了小集團，互相扶持，又怨不得胡風(fēng)他們利用了我們這個弱點。但我是討厭這種行為的，我絕不走任何人的門子。像有的人那樣，為了自己的寫作事業(yè)，竟然可以去抱某些名作家的粗腿，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實在沒人理，我就給喬木同志或中央寫信。一方面喊作品少，一方面有了作品又沒人理。（見1955年11月15日日記）。

胡喬木曾是父親的頂頭上司，當(dāng)時任中宣部副部長。

一個多月之后，到了1956年1月27日，歐陽凡海看完書稿，給母親寫了一封長達6千字的信。對書稿肯定了兩點，一是語言簡練，結(jié)構(gòu)活潑而緊張，二是對其中一些人（如盧嘉川、王曉燕、兩個鐵路工人、白莉萍、許寧等人）寫得相當(dāng)成功。但是他又指出了許多缺點。最成問題的是作者對主人公林道靜的小資產(chǎn)階級意識未加以足夠的分析和批判，其次江華和戴愉兩人還有許多地方要重新寫。對左傾機會主義揭露的不夠。

這封長信，大部分是分析手稿的缺點，優(yōu)點只提了一小部分。

乍一看，母親有些失望，情緒沉重，但后來又平靜下來。

起碼，自己塑造的盧嘉川這個英雄人物是成功的。只此一點，她就知足了。畢竟沒有白費力氣。母親最熱愛他，這是母親理想中的英雄和愛人。別人也能承認(rèn)他，喜歡他，給母親帶來了莫大安慰。而林道靜的一些缺點，也正是母親自己的缺點。母親承認(rèn)自己有這些毛病，認(rèn)為凡海同志的許多意見是極寶貴的，但也對一些意見持保留態(tài)度。比如對揭露左傾機會主義的問題，就有不同看法。

母親把自己的意見對歐陽凡海談了，同時，還想請他將來修改好后，再給看一下。

誰知，歐陽凡海說：關(guān)于左傾機會主義的揭露問題，你那樣說也有道理，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不贊成你把稿子改了后再給我看，因為改完后，還是那雙眼睛，看的人難免要受原有看法的影響，容易有片面性，需要換一雙眼睛看。

母親也就沒有再堅持。

但母親給中國青年出版社打電話，想再與責(zé)任編輯張羽交換一下意見，卻一直沒有回應(yīng)。看來，老專家的意見，對中青社起了作用。母親的這部書稿被放進抽屜，坐了冷板凳。

1956年3月份《人民文學(xué)》登了林杉同志的劇本，對母親是個刺激，她聯(lián)想到海默也寫了不少東西，光電影劇本就五六個，還寫有小說《突破臨津江》，可是自己有何成就呢？啥也沒有，光禿禿的零蛋，思想壓力特別大。

這年3月，電影局劇本創(chuàng)作所正式解散，母親和海默等留在北影。接著袁文殊找母親，讓母親當(dāng)編輯處副處長，主管政治和支部工作。母親因為身體原因沒有答應(yīng)。她的身體確實糟糕。

1956年2月1日，她在日記中寫道：

我應(yīng)當(dāng)老實承認(rèn)，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懦弱——在病面前，它也在考驗著我的意志。近來常常在夜間，猛地醒來的剎那，我忽然感到死的恐懼。它是那樣尖銳地折磨著我，我留戀著世界，我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