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解讀

點上的和諧，和面上的和諧不相上下。面上的和諧縱然是絕大多數(shù)群體，點上的和諧是極少數(shù)群體，但是國家的進步、社會的發(fā)展，往往是靠點上的群體而不是靠面上的群體；高尖端的科學它是點上的群體，一般的科學是面上的群體；真正意義上的企業(yè)家是點上的群體，那么企業(yè)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群體是面上的群體。如果允許點上的存在，鄧小平老人的關于改革開放的一句話“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認為這就是點上的和諧。這些人先富起來不是最終的目的，最終目的是靠他們富裕起來帶動大家共同富裕。沒有點上的和諧，又哪來的面上和諧呢？同樣，如果只有點上的和諧，沒有面上的和諧，也是很可怕的。我們談和諧，既要談面上的“人人有話語權、人人有飯吃”，同時也要允許特殊的群體存在，只有允許了特殊的群體社會存在才允許了點上的和諧，不要說它不和諧。人們說財富不均勻，為什么極少數(shù)人掌握了很多的財富，實際上他掌握的財富哪是自己的嘛，還不是替社會掌握的。你比如說“太平洋”十幾萬人，如果說我“太平洋”人是給我嚴介和打工的，我發(fā)自內心的話，恰恰是我嚴介和給“太平洋”人打工。

比如說媒體暴露出來嚴介和的這個房子那個房子被賣了，我清楚哪個房子是我的？只不過因為原來我控股100%，以我的名義——因為合理的陽光下的稅費節(jié)省了四個點——以我個人的名義買了一大堆房子。這些房子都是公司的招待所，房子在哪里我都不知道，那個字一簽都變成了我的了。人們想，嚴介和擁有這么多房子，我個人的那套房子還是按揭的嘛？每個月八千多塊錢，都是從我的工資里扣的，只有我們自己了解自己。你要說我們比誰都要富，我恰恰要說我們比誰都要窮。我這話是真的。有人不理解，又是狂人。要談富的，就是我們的品質、基本的文化素養(yǎng)，還是不窮的。要談我們的財富，我們對自己精明得不能再精明了，從來可以說沒有一絲一毫的奢侈，而對他人盡可能的厚道到不能再厚道。

共鳴語錄

如果我們真正追求和諧，則就可能實現(xiàn)和諧。

——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

【引申】有人曾將和諧解釋為：人人都有飯吃，人人都有話說。人人都有話說的前提必須是人人都維護他人說話的權利，而不只是維護自己說話的權利、剝奪他人的權利。這需要說話的各方，無論他們掌握話語權還是不掌握話語權，都能彼此接納、相互包容。

正如托馬斯·謝林說的那樣，“和諧不是自發(fā)形成的，而需要一種共識，成為個體行為的焦點，才能真正達到和諧”。也就是說，和諧的本質是一種共贏的智慧。

旁敲直擊

張茵——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貧富

就不會富強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貧富的話就不會富強。特別是我們國家，以前是平等的，20年前的今天，大街上每個人都穿的非常好，別看貧富出身。富人靠得是他的能力，而不是投機倒把。如果是投機倒把的話，我相信在貧方面會有一些看法，你錢來的不正常，是偷稅或者是漏稅。如果是靠努力賺的錢，就是看能力，每個人的智商也不一樣。

企業(yè)做到一定的時候不是為了家庭或者是個人，而是為了社會。像比爾·蓋茨他可以做到這一點，他可以做基金，可以提前退到二線。作為一個有錢人一定會想著為社會做點兒什么，只不過是他的能力到什么位置說什么話。拿我現(xiàn)在來說，玖龍，一個七八千人的企業(yè)，希望我的員工，用我原來的話來講我能夠開奔馳，我的員工能夠開日本的豐田。我的員工過得非常好，環(huán)境很好。但是要求很嚴，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大家努力來的，大家付出了辛苦和智商。

像我這個層次，你讓我大量捐款，我的企業(yè)要發(fā)展，他希望拿出錢來，但是要考慮企業(yè)發(fā)展，到一定時候該做什么一定會做什么的，一定會回報社會的。在這方面不光是我一個人，玖龍的三個老板也都是這樣的。到什么時候就說什么話，我現(xiàn)在能夠住三星級的，我去住五星級的。都是多種形式的，像玖龍在全國資助一些貧困的孩子。另外我們每年捐幾十萬在哥倫比亞，在中國招聘碩士生到哥倫比亞，那里每年都有中國的學生，每個人都要四萬美金。每個人回報社會的方式不一樣，并不是巨額就是回報的表現(xiàn)。中國的企業(yè)家時間很短的，跟李嘉誠、比爾·蓋茨比，中國畢竟才發(fā)展20年，這些富人年限有限，不能跟李嘉誠幾十年積累的財富去比。正處在發(fā)展階段，他有愛心回報社會，將來一定會回報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