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認為關(guān)于搶劫者的那一系列報道是他漫長主編任期內(nèi)自己報紙的最佳作品之一，但是他從來沒有為這一系列報道申報過普利策獎。他沒有考慮過這一點，他說：“這是因為它已經(jīng)在我們報社黑人員工中間引起足夠的煩惱和分歧，倘若我為它申報，只會使情況進一步惡化?！?

然而，關(guān)于洛杉磯黑人情況的系列報道就不一樣了。托馬斯和他手下的黑人員工都為此而感到自豪，認為它有助于加深人們對這一社群的理解。托馬斯為它申報過普利策獎，但未能得獎。托馬斯說：“我猜這是因為關(guān)于黑人的報道已經(jīng)夠多的了。”

這時，報社的拉丁裔員工建議對他們這一族群也作一系列報道。據(jù)托馬斯回憶：“他們說我們已經(jīng)報道了黑人狀況，為什么不報道拉美裔人狀況呢？”他說，關(guān)于拉美裔人的系列報道也不錯，但與前兩次相比，這一次他比較有節(jié)制。他多年來看到普利策獎理事會都是在東海岸成員的把持之下，所以擔心關(guān)于拉美裔人的系列報道未見得會受到更多重視?！皷|邊那些人與拉美裔人接觸少，這對于他們來說是新的?！?

《洛杉磯時報》報道民族問題的思路，反映了托馬斯13年前接任該報主編時形成的一種全新見解。當時他作了冷靜的思索。他說：“我那時重新思考了許多事情。對事物的看法有點不一樣了。我在這位置上不得不跟種種企業(yè)頭目密切打交道。有些企業(yè)頭目認為報紙愛聽激進分子的意見而不愛聽企業(yè)頭目的意見，有點不公平?！蓖旭R斯就個人立場而言是屬于自由派民主黨人，但他認真思考了企業(yè)頭目認為媒體有偏見的說法?！氨确秸f，記者們是不是真的認為‘開發(fā)商’是一個臟字眼？”因此，他開始更多地思索關(guān)于商界的報道是否確有根據(jù)，為了做到公平，他對自己報紙的商界調(diào)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說：“公平成了一種強迫觀察?！?

他還回顧了過去在編輯方面的一些決策，包括他自己領(lǐng)導幾位新聞工作者完成有關(guān)洛杉磯市政府的采訪而贏得1969年普利策公共服務(wù)獎一事。他說：“我們當時真有足夠的本事來對付這些人，而做到我們所做的事嗎？”從他現(xiàn)在的新職位的角度回想起來，他覺得自己在當時似乎過于生硬地利用了《洛杉磯時報》的威力來防止公訴人拖拖拉拉?！拔覍δ俏粰z察官大概壓得太狠了，逼得他不能不采取行動，因為他怕我們這家報紙?！?

在1984年，普利策獎理事會審議過的另兩篇申報公共服務(wù)獎的報道，一篇是《底特律自由新聞報》的《慢行線上的安全問題》，揭露了汽車工業(yè)在保護公眾防范有缺陷汽車傷害方面存在的失誤；另一篇是阿肯色州的《費耶特維爾時報》考察刑事司法制度弱點的報道。

1984年--《洛杉磯時報》：因該報一組采編人員深入考察了加利福尼亞南部日益增多的拉美裔人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