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下面這些話，菲利斯一定想弄明白在這位癡迷的作家的生活中，她將占據(jù)什么樣的位置："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為寫作而安排的，如果有任何改動，那也只是為了更好的適應(yīng)寫作；因為時間短暫，我的力量有限，辦公室令人厭惡，家中嘈雜吵鬧，如果不可能獲得愉快、簡單的生活，那么人們必須使用狡猾的策略以茍延殘喘。"接著，他回到前面的話題，解釋說他每天的安排是早晨六點起床，上午八點到下午兩點半在保險公司上班，三點或三點半吃午飯，然后上床睡覺（如果能睡著的話），晚上七點半起床，用十分鐘在打開的窗戶下做裸體體操，用一個小時散步，然后和家人一起吃晚飯。在晚上十點半左右（通常要到十一點半），他才能坐下來寫作，"根據(jù)我的體力、興趣和運氣，一直寫到凌晨一點、兩點或三點，有一次甚至寫到了早晨六點"。寫作之后，接著是做體操、洗澡，最后上床睡覺，"通常感到心臟隱隱作痛，胃部肌肉抽搐"。然而，他常常失眠（他在信中不忘記提到，想知道能否收到她的回信是他不能成眠的原因之一），以至于第二天早晨，新一輪的周期無情地繼續(xù)著，他卻睡眼惺忪、筋疲力盡，"我只有用僅剩的一點力氣勉強開始工作"。

在保險公司一條長長的走廊里，在卡夫卡和他的打字員之間有一個"像棺材一樣的"手推車，用來搬運檔案和文件，"每當我經(jīng)過時，我總覺得它似乎是為我準備的，正在那里等待著我"。菲利斯在回信中對他這種語調(diào)表示不滿，同時對他的健康狀況表示關(guān)切?？ǚ蚩ú坏貌粚懶沤忉屨f，只是為了"我的胃和我虛弱的身體，另外還有我那自戀的憂郁癥"，他才去療養(yǎng)院的。讀完卡夫卡的日常安排后，菲利斯顯然曾建議他適度休息，但他反駁說："難道我不應(yīng)該把我擁有的一切都當作賭注，押在我惟一能做的事情上嗎？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那我該是一個多么不可救藥的可憐蟲啊！我的寫作也許毫無價值；如果那樣的話，我本人也就確定無疑地毫無價值了。如果我在這方面寬恕自己，我所做的就不是寬恕自己，而是慢性自殺。"他似乎忘了說明一件事，即同菲利斯締結(jié)良緣可能會消除他這種無用之感。他們還沒有對彼此說過"愛"這個字--"我決不先說"?？ǚ蚩▓猿终J為他的寫作是惟一同他有關(guān)的事情，這一觀點有時同他的朋友及批評家的觀點相抵觸。比如，布洛德曾說："對卡夫卡來說，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然而如果僅從字面理解，他的確在日記里用大量篇幅表達了這個意思"。弗朗茲古納認為："卡夫卡對文學(xué)的懷疑是徹底的。他理想中的天堂是一個沒有書的地方"。后面一種看法似乎有些言過其實。盡管卡夫卡對種種有關(guān)"文學(xué)場景"的陳詞濫調(diào)不感興趣，總是獨自開辟道路，但他卻衷心喜歡讀書，他愛讀并訂閱了文學(xué)評論、出版商書目和介紹藏書家的雜志。正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他的全部生活都以寫作為中心，并按一種謹慎的方式安排。布洛德指出，福樓拜是藝術(shù)的信徒，與他不同，卡夫卡對真理有一種宗教般的追求，超過了他在美學(xué)上的追求。不過，布洛德總是習慣把卡夫卡塑造成一個宗教人物，這點妨礙了他的分析。即使卡夫卡和福樓拜之間有更多的相似之處（我們可以找到這方面的證據(jù)），像布洛德那樣在"藝術(shù)"和"真理"之間確立一種偽造的兩分法，仍然無助于我們理解寫作對卡夫卡的意義。卡夫卡當然設(shè)想過同藝術(shù)一刀兩斷（證據(jù)是他臨終時囑托布洛德毀掉自己的作品），但在他活著的時候，藝術(shù)是他生命所系的救生艇。

在更為世俗的社交層面，卡夫卡也沒有刻意避免結(jié)交文學(xué)上的朋友。比如，１０月，在布拉格的一家酒吧里，布洛德把他介紹給一位奧地利小說家奧托斯特斯爾１８７５～１９３６。這位小說家給卡夫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年年底，卡夫卡送給斯特斯爾一本剛剛出版的《觀察》，并強調(diào)："見到您，聽您談話，在那時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您提到：'小說家懂得一切'，這句話今天仍然回響在我的耳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