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模型中將政策條目，比如政府支出和稅收，以及美聯(lián)儲的行為都在模型中給予了考慮，該模型包含了表示總需求各個組成部分的等式。各種方程等式都有經驗參數。每一個結構模型都被轉變成系統(tǒng)決定的變量的有解方程，影響著預測家們的預測結果。然后，將預測模型中的變量換成特定日期的值，從而預測模型成為過去系統(tǒng)的函數。如果該模型預測很準確，那么預測的變量值就可以被作為過去值從而用于預測未來。通過這種循環(huán)的計算，可以建立一個時間序列，即得出模型的一個趨勢；通過不斷變化政策前提和未得到解釋的變量之行為，可以產生多元化的趨勢。如果這些趨勢隨著其政策假設的變化而改變，那么它們就是政策模擬。像“如果每個人減少50美元的稅收，那么真實收入將會增加4%，通貨膨脹率將會提高2%”這樣的政策評估，就是經濟模擬的結果。[ Daniel B. Suits,“Forecasting and Analysis,with an Econometric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I(March 1962);reprinted in Robert A. Gordon and Lawrence R. Klein,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Inc., 1965).]

還可以通過改變結構性模型中確定的或估計好的參數來進行政策模擬，以試探法規(guī)變化的效果，例如，最低工資或制度的變化。然而，政策模擬的效果不會比建模的效果更好，數量經濟模型也不會比一般的經濟理論更貼近現(xiàn)實。尤其是，經濟自身所創(chuàng)造的不穩(wěn)定性并非來自與融資結構并無多大聯(lián)系的模型。

20世紀70年代期間，經濟學家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那些忽略了融資關系的模型作為預測工具是不完善的；然后他們對模型進行了修改，使得貨幣供給——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在預測過程中成為更加重要的一個因素。我們現(xiàn)在所運用的預測模型綜合了凱恩斯總需求理論和古典貨幣數量論兩者的思想。這些模型并沒有內在的傳承關系，無論它們預測得多成功，都是因為運用了用變量的過去值去估計近期的未來值的方式。類似的這種成功，只不過指明了經濟中有大量的要素。

簡單的漢森消費函數模型是整整一代經濟學教科書的主要理論脈絡，是財政政策能夠很好地協(xié)調經濟的堅實理論基礎。該理論之所以能夠長久地被認同，是因為以其為基礎制定的政策和用于政策模擬的預測模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隨著政策變得沒那么有效，漢森模型失去了其長久以來保持的威信。然而，建立在極其簡單的理論投入基礎上的、結構復雜的計量經濟模型，作為政策分析的工具卻仍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間。

金融不穩(wěn)定性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經濟中出現(xiàn)的一個明顯特點。由漢森和克萊因公式推導而來的模型不能說明經濟的內在運行過程會造成金融不穩(wěn)定。因此，基于這些模型模擬而作出的政策決策有一個明確的假設，即金融不穩(wěn)定性不會發(fā)生，或者至少是與政策決策無關。所以，這些決策忽略了現(xiàn)實經濟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其結果將常常使經濟無法達到其政策目標。

漢森對凱恩斯那些基于消費函數的預測和模擬模型概念的簡化，為經濟學家們提供了一種看待我們經濟的簡單、有力和中肯的方式——在大部分情況下，可以不考慮融資和貨幣因素。戰(zhàn)后初期，融資和貨幣條件都很穩(wěn)定，但是，自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穩(wěn)定和平靜被打破了，經濟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隨著混亂的不斷加深，漢森和克萊因的模型失去了可靠性?；谶@些模型的預測和模擬都難以再有效地引導經濟：最近的經驗已經表明，經濟并沒有按照人們預期的那樣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