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沈從文卻無法接受這樣的一個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騰起，將她的家常抱怨歸結為移情別戀，所以他急匆匆地寫信告訴兆和，如果她愛上別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樣的不自信，覺得與其讓她來告訴他，她愛上了別人，不如自己搶先一步說了，還能保全一個風度和體面。

他的誤解讓張兆和感到失望，她回道：“來信說那種廢話，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愛聽，以后不許你講?！撕笤賹懩菢拥脑捨也换啬阈帕恕！?

也許張兆和這一生都不曾體會過沈從文的自卑。

建國后，沈從文被郭沫若批為“桃紅色文藝”“反動”，世態(tài)炎涼又一次在他們面前呈現，艱難的生活加上眾人的冷眼，張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為什么沈從文不積極向上，不向新中國靠攏。

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從文的心中有著怎樣的地位，她只知道，自己已經不再是當年中國公學里的那個女學生，不再是九如巷張家那個明媚的少女，她已經是妻子，兩個孩子的母親，她要面對柴米油鹽，盤點一家人的生計，從小衣食無憂讓她忍不住對現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責。

可是沈從文做不到轉變，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還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責備加上世俗的批判這雙重壓力下，他幾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張兆和曾寫過一段話——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太晚了！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發(fā)掘他，理解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雹?

她懂了，可他已經走了，她永遠也沒法重頭來過了。

二姐允和回憶她去看望沈從文——

“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并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說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

這事過了沒多久，沈從文就去世了。

他至死都深愛著張兆和，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傷心又快樂，為她的一個笑容、一句贊賞“歡喜得要飛到半空中”，為她的一次生氣、一個抱怨而陷入無窮的苦惱里，甚至想去輕生。

他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終于，他還是回到了故鄉(xiāng)，歸葬在了湘西靈秀的山水里。

他墳地的對面是一片懸崖，崖上蓬勃生長著大叢的虎耳草，《邊城》里的翠翠，只有在夢中才能摘到。他愛過的“那個正當年的人”，便似那懸崖上的虎耳草，這一生他沒有摘到，于是，他將生生世世守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