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有形商品貿易體系之外，《京都議定書》確立了在全球范圍內流動的以碳信用為標的的無形商品貿易體系，在其設定的三種交易機制下，碳交易風生水起。它用聯(lián)合履行（JI）和國際排放貿易（IET）的雙重機制打通發(fā)達國家之間的碳交易市場，用清潔發(fā)展機制（CDM）連接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碳交易管道，而這樣一張連接世界的新型貿易版圖的核心正是基于現(xiàn)代國際組織而產生的一種前所未有的油價商品——碳信用。

在碳交易市場中，發(fā)達國家通過發(fā)達國家間的碳排放權交易，以及在“清潔發(fā)展機制”下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合作獲得碳排放權，并在交易市場上對其進行買賣。由于發(fā)達國家對這個市場空前熱情的參與，碳排放權也已成為頗具交易價值的金融資產，其金融屬性日益凸顯。在金融危機后，碳交易市場的發(fā)展?jié)摿O為驚人，因此作為碳交易的計價和結算貨幣的國家貨幣則極有可能成為世界貨幣，我們稱這種用來計價和結算碳信用的貨幣為“碳貨幣”。根據事實我們可以看出，碳貨幣正在形成之中，并且碳貨幣的產生在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過程中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甚至關鍵貨幣，通常要遵循從計價貨幣到儲備貨幣再到錨貨幣的基本路徑，而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的計價和結算綁定權往往是貨幣崛起的起點。工業(yè)革命后，蒸汽機時代到來，而蒸汽機的動力來源——煤炭，必然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大宗產品。很大程度上，工業(yè)革命之所以從英國發(fā)端并蓬勃發(fā)展，是因為其豐富的煤炭儲藏量，由此所帶來的能源控制力，對于推動和鞏固英鎊的關鍵貨幣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樣的道理，內燃機革命又掀起了“石油革命”，而美元則順勢取代英鎊成為新的世界貨幣。

“煤炭—英鎊”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了一條簡單而又明晰的貨幣地位演化之路。循此規(guī)律，在低碳經濟成為各國經濟增長目標模式的未來，伴隨著能源清潔技術的突進，新的能源崛起將超越以往單一能源主導的舊模式，而代之以一系列以低碳為特征的新能源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協(xié)同崛起。新的能源貿易——碳信用交易，正是連接新能源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

我們有理由設想一下，在未來貨幣體系演變中，與碳交易的捆綁程度，將成為主權貨幣或者區(qū)域貨幣脫穎而出成為世界貨幣或關鍵貨幣的重要條件，而捆綁的起點仍是標價權，我們稱之為“碳交易—關鍵貨幣”霸權。

突破“碳貨幣”封鎖

在我國提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后，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通過在金融危機后我國先后與韓國、中國香港地區(qū)、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簽署的六筆總額為6 5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xié)議中，可以看出中國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這項工程上的決心和效率。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口碑和實力都與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國的周邊地區(qū)，人民幣已經在國際貿易中擔任起結算貨幣的角色。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打破現(xiàn)有貨幣格局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使國際貨幣體系朝著更為多元、合理、穩(wěn)定的方向前進。然而這對于發(fā)達國家來說，則是他們將要面對的、對于已有貨幣體系所形成的來自中國的嚴峻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