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此書的初衷是我自己想搞清楚公元前５世紀的雅典究竟是怎樣的。大部分有文化的人頭腦中都有自己對古希臘的想象。我本人研究了雅典生活的兩大推動力，分析了它們的性質(zhì)、影響和相互作用，從而描繪出我心目中的雅典社會圖景。

也許寥寥數(shù)語便可解釋我這樣寫的出發(fā)點。

現(xiàn)在我們普遍認同這樣一個觀點，即要理解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不了解其周遭環(huán)境及謀生手段———亦即其地理和經(jīng)濟狀況———是行不通的。這種觀念在當代已經(jīng)深入人心，然而其在古希臘研究中的作用還是滯后的。由于拘泥于古典學研究的傳統(tǒng)，加上相關證據(jù)的匱乏，學者們在進行社會研究時未能采用較新的研究方法。但是，多虧了考古學家們的杰出貢獻，我們之前的兩代研究者們慢慢地開始修補這一缺陷。如今我們已經(jīng)掌握大量關于古希臘經(jīng)濟生活的信息，而且信息量還在不斷增長中，因此也可以據(jù)此作出一些論斷?，F(xiàn)代研究者眼中的希臘之所以有別于格羅特①以及其他先輩心目中的希臘，其原因不在于他，正是由于新證據(jù)的不斷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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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格羅特（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ｏｔｅ，１７９４—１８７１年），英國歷史學家，以作品《希臘史》（犃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犌狉犲犲犮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犲犪狉犾犻犲狊狋狆犲狉犻狅犱狋狅狋犺犲犮犾狅狊犲狅犳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狑犻狋犺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狋犺犲犌狉犲犪狋．）（１８４６—１８５６年）而聞名。本書腳注皆為譯者所加。———譯者注因此，古典學研究者———尤其是歐洲大陸的學者———不再由于忽略了新的研究手段而備受詬病。如今，學者們?nèi)菀追傅腻e誤恰恰相反，我在寫作過程中盡力避免犯此類錯誤。首先，現(xiàn)在有一種過度專門化以及過于片面的傾向，亦即所謂的“見木不見林，逐末而忘本”。任何學科，當它的信息積累到一定程度以后都會產(chǎn)生類似的問題，但是對于古希臘研究這樣的學科而言尤其容易帶來隱患；學生在研習每一個細節(jié)時，都應該清醒地記得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作為整體的、宏大精深的文化。例如，在研究伊瑞克提翁神廟（Ｅｒｅｃｈｔｈｅｕｍ）時，我們很容易被石碑上篆刻的關于勞工和薪酬的信息吸引，而忘記它們和神廟相關，然而忘記這一點就意味著忘記全局。

以這種傾向為指導思想的作品和文章相當多，因此也較易得到諒解。然而，還存在第二種傾向，其所導致的錯誤更難抵御。導致其產(chǎn)生的原因在于研究者沒有充分考慮到古希臘和現(xiàn)代社會的差異就盲目采用現(xiàn)代研究方法和觀念進行研究。

讓我們來看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歷史學家一向清楚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和經(jīng)濟狀況息息相關，但是我們絕不可以因此就使用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術語來闡釋這場戰(zhàn)爭。這樣的闡釋令人誤解的地方不在于細節(jié)，而在于背景。它們的基礎大體建立在對古希臘經(jīng)濟生活常態(tài)的誤讀或漏讀上。解決此類問題唯一可靠的途徑就是回本溯源，細致考察分析古代日常語匯和行為。有鑒于此，本書第三部分所占篇幅特別長。

此外還有必要說明一下我對公元前４世紀諸位哲學家所持的態(tài)度。在討論城邦制時，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一向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權(quán)威———盡管相對而言其他方面的證據(jù)并不充分?？赡軙r至今日我們也沒有充分意識到事實并非如此。他們看到的城邦已經(jīng)處于沒落時期，實際上，他們用個人的主觀思想和政治原理渲染了心目中的城邦。正如我們不應該通過卡萊爾（Ｃａｒｌｙｌｅ）①和拉斯金（Ｒｕｓｋｉｎ）②來了解《大改革法案》（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ｆｏｒｍＢｉｌｌ）和工業(yè)革命（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以前英國百姓生活的狀況和風氣，通過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