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討論了新法治的寄生策略，它同高度“產業(yè)化”、意識形態(tài)化的法律教育，及徹底官僚化而滋生腐敗的學術體制的關系。我這么觀察，仿佛法學的前景很悲觀了，其實不然。學術體制跟隨政法體制，也在形成多元話語的互動。新法治在大學的行政規(guī)劃、基金收買和山頭權威時時陷入腐敗丑聞，正好給中國法學的重新出發(fā)，開拓社會批判，留下了空間并刺激理論想象與創(chuàng)新。所以展望未來，并非一團烏云而不透陽光。學術前沿和進步，首先是少數(shù)人的事業(yè)。

近年來一個顯著的進步，就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加盟法學，受到年輕一代精英學者的歡迎。社會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等介入，相對于教科書“概念法學”有個明顯的優(yōu)勢：便于國際交流，提出有學術意義的問題，立足學術前沿。更重要的是，從現(xiàn)實問題和社會矛盾（而非法條術語或立法者的意愿）出發(fā)，選題研究，可以展開對法治話語各個側面的批判，既推動改革，又提升學術。

然而最大的挑戰(zhàn)，不在體制內的腐敗和控制（如買賣學位、競賄評估、大小山頭爭奪資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國化的形勢下，中國法學整體上的邊緣化、殖民地化，或王先生預見的“香港化”。由于新法治處于寄生狀態(tài)，意識形態(tài)領地有限，依靠“普世價值”維生，無鑒別無批判地輸入美國的法律學說和視角立場，就極易蔚成潮流。于是，跟商貿投資金融等領域的立法一樣，主流法學在話語層面已廣泛接受美國的影響，跨入了“美國時代”。需要指出的是，這并非中國獨有的困境。歐洲和日本早已經(jīng)歷了美國法律學說和問題視角的全面“入侵”。何美歡教授曾有詳盡的介紹，并引述歐洲法學家的評論：“二戰(zhàn)后，歐洲法律以及對法律的理解所發(fā)生的根本性變化，幾乎全部是從美國開始的”；“幾乎所有新問題都是先在美國被發(fā)現(xiàn)和討論后”才傳到歐洲。只不過，歐洲和日本的地緣位置，不在那“文明”的邊陲；美國化的學術與“國際規(guī)范”，其利弊取舍，對于它們，和中國是大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