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曾與林毓生教授討論，引一句詩概括：“世界不再令人著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質(zhì)化、庸俗化與異化”，并為之感到“深深的憂慮和悲觀”?！拔拿鳌贝蠹s是委婉的講法，實指現(xiàn)代資本主義。自從資本主義建成“消費社會”，它所固有的種種病癥，如物欲橫流、極端個人中心、好萊塢式的愚昧和低級趣味，就開始加速向全球輸出。冷戰(zhàn)一停，更是變本加厲。西方哲人多有闡述，并成為“西馬”與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進入人文社科各個領域的一大話題。因此就理論而言，似乎純是西學上的問題。但是，王先生的出發(fā)點不同。他關注的，不是將那“文明”的百態(tài)或變態(tài)以中國為例，再添一段注釋，而是異化背后的現(xiàn)實，轉型中國同那“文明”接軌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一只腳踏進“文明”的邊陲，卻立即受到它許多傷害，究竟出路何在？

王先生的憂思，大概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就開始了。1996年汪丁丁先生離開香港大學，在《讀書》雜志著文，分析當時香港大學教育的殖民地心態(tài)和商業(yè)價值取向，如何阻礙了學術進步。文章真知灼見，王先生讀了，卻想到更大一個問題。他擔心，就其“負面部分”而論，“香港教育的今天恐怕將會成為中國教育的明天”。不幸言中了。十多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香港化”、“產(chǎn)業(yè)化”不算，還陷入了香港早已鏟除的大面積腐敗，開足了歷史倒車。王先生還想到年輕的深圳大學。深圳大學號稱“按照香港模式建立”，一切以實用為先，故不設歷史系，因為“歷史專業(yè)對深圳毫無用處”。王先生引龔自珍語，嘆道：“‘滅人之國去人之史?！绻约合劝炎约旱臍v史去掉了，那才是可怕的事?！笨芍睦碚撎剿鳎^非鉆象牙塔的興趣，而是針對時弊而起的。

“去人之史”，在今日中國，實際是“文明”得以輸入、建設而異化的一項先決條件。因為那建設、異化不是憑空發(fā)生的，它需要友善的“投資”環(huán)境，包括逐步開放的市場和各樣優(yōu)惠特權，以及與之匹配的立法。除了進口一個叫人羨慕攀比即模仿復制的對象（“文明”），它還營造了一個剝離出歷史，只存在于意識形態(tài)的虛構的主體，即法律程序意義上的“公民”，又名“理性人”，來遮蔽社會生活中分屬不同階級的一個個的人。而我們知道，以“程序正義”掩飾腐敗、消弭抗爭，用私有產(chǎn)權的回溯實施改寫歷史，不是別的，正是新法治的基本策略。

所以，王先生晚年對“文明”異化的反思，跟20世紀80年代知識界關于“人性”異化或人道主義的討論，方向正好相反。他拋棄了后者天真的自信與樂觀情緒，把改革的成敗、幾代人的強國夢，放在了產(chǎn)權復辟于“文明”邊陲的歷史大視野中，從而間接觸及了20世紀中國革命所未能解決的核心問題。而反抗“去人之史”，歸根結底，乃是反抗對那核心問題的遮掩、改寫和遺忘。又因為這反抗在現(xiàn)時必然是弱勢的、孤獨的甚而充滿了絕望，王先生的“深深的憂慮和悲觀”，在文化意義上，便接近了魯迅先生的精神，盡管他對“五四”運動先驅的“思想片面性”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