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被需要適當?shù)耐寥篮蜌夂虿拍艹苫?，法治也只有在相合的人文基礎上才能建成。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tǒng)文化與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在此背景下進行法治建設，必然會發(fā)生“桔逾淮成枳”的現(xiàn)象，發(fā)生錯亂與迷失。因此，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當務之要是改良文化，回歸“五四”運動，完成“五四”運動未竟之業(yè)，這應當是我們實現(xiàn)法治應鋪設之首要基礎。

文化之于法治建設的重要性，儒家倫理之于法治精神的相克性，前人已有述論。在近代思想家中，嚴復是較早意識到文化背景對民主與法治建設的基礎性決定作用，認為西歐的民主與法治植根于二千多年前的希臘羅馬文化背景，中國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以今日民智未開之中國，而欲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亂之道也”。主張漸進式的改革，認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才是頭等大事，嚴厲批評康有為激進主義的變法是“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亦擺脫了儒教的羈留并最終背離康有為，走近了嚴復，認為中國衰弱的根源在于中國人之奴隸性，在于中國人缺乏權(quán)利觀念，“夫吾國言新法數(shù)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人格的覺悟。”陳獨秀在《吾人最后之覺悟》一文中指出：“倘于政治否認專制，于家族社會仍保守舊有之特權(quán)，則法律上權(quán)利平等、經(jīng)濟上獨立生產(chǎn)之原則，破壞無遺，焉有并行的余地？”他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睂O中山也認為中國實行憲政首先要進行文化啟蒙與改良，要有一“訓政時期”，他在《建國方略》中說“夫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之不足，固無可隱諱者也。且加以數(shù)千年專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誠有比于美國之黑奴及外來人民知識尤為低下也……我國人民之處于專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舊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quán)利？”他在公布《建國方略》的宣言中說：“不經(jīng)訓政時代，則大多數(shù)人民久經(jīng)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動之方式，非默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蔽魅艘餐瑯涌隙ㄎ幕瘜γ裰髋c法治建設的基礎性作用，法國學者托克維爾認為美國人的習俗、習慣是美國民主制度取得成功的三大原因之一，文化起了關(guān)鍵作用。在1998年中美法學交流活動中，美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克羅曼特別對中國的同仁強調(diào)文化對依法治國的重要性，他認為依法治國“必須存在尊重法律的文化，相信法律是用于管理人們事務，特別是處理沖突的工具……如果一個社會要完全真正地依法治國，那么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分享這種原本就屬于他們的文化?！?/p>

有人針對當前道德滑坡，人們?nèi)狈ι鐣碌默F(xiàn)狀，提出學習歐美的做法，將社會對公民個人的道德要求納入法律，通過道德的法律化提高國民的道德水平，培養(yǎng)國民的熱愛心、責任感和勇敢心。這種“道德的法律化論”錯誤地估計了我國法治水準，顛倒了法律與道德的關(guān)系，夸大了法律的作用。歐美國家將社會公德規(guī)定為法律上的義務，是在這些國家的公民有遵守法律的倫理道德的基礎上進行的。當法律本身得不到遵守時，道德法律化對道德的推廣于事無補，道德并不會因為被賦予了國家強制力就會化約成國人的心靈習俗，國人的道德水準并不會因此提高?！胺ㄖ蔚穆鋵嵅辉谟谟梅l來取代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而是要把人們對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們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tǒng)中去?！蔽覀兡壳暗漠攧罩辈皇且獙⒌赖路苫?，而是要將法律道德化，形成一套法律至上，唯公平、正義、權(quán)利至尊的倫理道德，滌除我們血液中的等級觀念、宗法意識、和合心態(tài)。20世紀初，梁啟超之“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的呼喊在今天仍然不為過時，“只有將法律都變成人人自覺遵守的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將道德變成法律的一部分，我們才可以說已經(jīng)離法制社會不遠了”。應當說二十多年來，我們忽視了文化對法制建設的基礎性作用，忽略了文化啟蒙和改良，“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甚至死抱迂腐的儒家倫理不放，當前出現(xiàn)的法治困境應當說是我們?yōu)榇烁冻龅拇鷥r，是法治的“彎路”。

但是改良舊文化，改造舊倫理，生成法律至上、蘊含法治精神的新文化、新倫理卻是一項異常龐大而復雜的工程，絕非經(jīng)過大規(guī)模的法制宣傳教育就可以完成。西歐的法制社會是在文藝復興、思想啟蒙的基礎上建立的，而歐洲的思想啟蒙運動自15世紀初期。到17世紀末期，經(jīng)過了近300年的歷史。而歐洲是具有源遠流長的法治文化的。在有漫長的人治歷史的中國進行文化啟蒙與改良則會倍加艱巨異常。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種觀念的樹立，一種意識的培養(yǎng)，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們對法治建設的艱巨性應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否則容易產(chǎn)生急躁冒進情緒和悲觀失望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