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的律師格蘭特·庫珀對這個結(jié)果并不滿意。堅信錢學森的”無辜“，他決定提起上訴，申請駁回驅(qū)逐令。首次口頭聽證會按計劃將于1951年9月17日在華盛頓舉行，庫珀準備在這次口頭聽證會上對此案提出質(zhì)疑。與此同時，加州理工學院校方也在四處設(shè)法求援。此時此刻，錢學森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錢學森此時的生活圈子急劇縮小。他不再能夠接觸任何保密工作。但這還不是全部。錢學森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圍不得超過洛杉磯市邊界，這使他沒辦法參加許多科學會議，甚至連到附近的橘郡海灘去走走都不行。每個月，他都必須到洛杉磯的移民局向有關(guān)官員報告一次。移民局附近有一家咖啡館，有時候，錢學森會在那里買上一些他喜歡的咖啡，作為一種心靈上的安慰。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工作，這個錢學森最老的朋友，又重新開始陪伴他左右。弗蘭克·馬布爾給馮·卡門寫信說，錢學森已經(jīng)認可了他的案子很難迅速得到解決的這一現(xiàn)實。盡管他對此并不開心，但至少心情平靜多了。錢學森重新開始著手解決一些問題：時滯狀況下的線性系統(tǒng)、火箭噴嘴的轉(zhuǎn)換功能、長程火箭的自動導航、純流體的特性、在衛(wèi)星軌道上點火起飛、有加力燃燒的燃燒室特性。連續(xù)4個月中，錢學森每個月都提交一篇論文，在他所從事的領(lǐng)域中，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太空飛行的未來占據(jù)著錢學森的整個大腦。1952年5月2日，錢學森給馮·卡門寫信說，他預見到，有朝一日，人類將可以在火箭飛船中旅行。在他看來，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控制這些火箭。在高速飛行時，人力操作導航是不可靠的，但是計算機卻能在大氣干擾導致火箭輕微偏離軌道時立刻予以糾正。實際上，錢學森相信，計算機將迅速帶來工程和工業(yè)效率的一場革命。

然而，盡管專注于這些問題，錢學森還是無法擺脫無時無刻不處在監(jiān)視中的糟糕感覺。他后來說，政府派來的特工在大街上跟蹤他，拆開他的郵件，闖入辦公室和家中。20世紀50年代，錢學森的通信地址數(shù)次變化，這似乎顯示了他在此期間搬了幾次家。錢學森后來說，為了躲過政府的監(jiān)視，他前后搬到了4個不同的地方。根據(jù)《中國的蘑菇云》一書的描述，在錢學森家門外，常?？梢砸姷揭惠v一停就是幾個小時的深色汽車。最后，錢學森甚至把一張沙發(fā)搬進了洗手間，這樣才得以不受窺視地工作。

電話也成了一種騷擾工具。給錢學森打過電話的朋友之后會被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盤問。不止一人收到過來自政府官員的電話，警告他們不要再撥錢學森的號碼。盡管如此，錢學森家的電話依然經(jīng)常響起，一天可能多達十幾回。然而，一旦有人拿起聽筒，對方卻馬上掛機。錢學森猜測，這可能是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用來確認他是否真的在家的一種方法。錢學森之子錢永剛最初的記憶，便是他父親怒氣沖沖地拿起電話聽筒時的樣子。

錢學森的妻子蔣英也是嚴密監(jiān)視的犧牲者。她本來可以到意大利去，成為一位著名的歌劇女主角，但現(xiàn)在，她卻變成了一個美式家庭主婦，嫁給一個”榮譽受損“的男人。此外，每當離開家中，她也會成為特工跟蹤的對象。當朋友們開車載著她在帕薩迪納兜風時，有時候她會平躺在車座上，以使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人看不見她。她甚至不敢請人打掃房間，只怕把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安插的奸細放進家來。幾年后，蔣英回憶道：“那幾年，我們精神緊張極了。”

錢學森想必知道，這種生活還將持續(xù)上幾年。更多的調(diào)查，更多的聽證會，更多每月一次對移民局的例行拜訪。他不知道這種情形還將持續(xù)多久。然而，在這期間，他和他的妻子都把自己的情緒隱藏得很好。當訪客進門時，錢學森總是裝得一切正常。很少有人敢于跟他聊起驅(qū)逐出境的事，錢學森對此也幾乎絕口不提。在沒有客人造訪的晚上，錢學森和妻子會設(shè)法自娛自樂。在家中，蔣英仍經(jīng)常練習音樂，演唱歌曲。有時候，他們會一起聽著古典音樂唱片——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響樂是二人至愛——回憶以往共度過的美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