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從根本上打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特別是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zhàn)略決策。從此，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之路。

改革開放讓中國的經濟發(fā)展迎來了春天，也讓厲以寧迎來了他事業(yè)上的春天。

1979年，厲以寧走上北大講臺，先后開設《西方經濟學概論》、《經濟發(fā)展的國際比較專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等十幾門專業(yè)課程。學識淵博、風趣幽默的他很快得到了學生的認可和喜愛，清華、人大的很多學生也慕名而來，幾乎堂堂爆滿。后來，為解決課堂座位不足的問題，不得不采取“票證制”，憑票入內。

從教期間，厲以寧筆耕不輟，著作、論文的創(chuàng)作過程讓他對中國經濟有了更具前瞻性的了解。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這10年間，厲以寧的研究成果呈爆發(fā)式增長，推出眾多頗有影響力的專著，如1979年的《論加爾布雷思的制度經濟學說》、1984年的《關于經濟學問題的通信》、1986年的《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zhàn)》、1987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等。這些專著傾注了厲以寧半生的心血，包含了他對中國經濟狀況和主要問題的深度思考。

其中，1984年由羅志如教授和厲以寧共同著述，由厲以寧獨自執(zhí)筆完成的《20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被譽為我國經濟改革最具參考價值的著作。這本著作也被認為是厲以寧早年經濟學理論成果的濃縮，因此也是經濟學人學習厲以寧相關經濟學理論的必讀之作。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環(huán)境異常復雜，圍繞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爭論正式展開，作為經濟學家，厲以寧自然無法置身事外。

縱觀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狀況，經濟體制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78年到1984年著力進行農村經濟改革；1984年到1987年側重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1987年之后側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