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shù)時候，現(xiàn)實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其解釋徒增蒼白，但種種跡象表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計劃經濟時代，一切按需分配，憑借指標、票證控制，無論農業(yè)還是工業(yè)，抑或始終處于地下狀態(tài)的商業(yè)，都是殘缺、扭曲的。在這樣的形勢下，改革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意義之一，在于打破思想禁錮，計劃色彩逐漸消退，市場經濟逐漸由商品經濟過渡而來。于是，價格改革、國企改革成為重頭戲，并衍生出倒爺、資產流失等諸多新問題。

顧準之后，吳敬璉或許是倡導市場經濟最不遺余力的旗手。他繼承并延續(xù)了顧準、孫冶方等老一輩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成為市場經濟扛鼎者，一切現(xiàn)實問題的出發(fā)點正是基于此。

關于改革路線，吳敬璉與厲以寧曾展開論戰(zhàn)；圍繞價格體系改革，吳敬璉又與張維迎等人意見不合；至于發(fā)展模式，在究竟是否應該回避重工業(yè)上，厲以寧、林毅夫和樊綱等人又站在了吳敬璉的對立面；面對權力尋租、權貴資本等各種令人匪夷所思的問題，吳敬璉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場經濟”。

放大到宏觀層面，上述行為恰恰體現(xiàn)了市場經濟在中國推行時面臨的本土化障礙，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兩個模式的結合。只有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厲以寧、林毅夫、吳敬璉等人論爭才有意義。

單單從經濟制度的視角考察，改革開放30年，其實就是一部市場經濟推行史。政府官員、經濟學者、底層民眾上下求索，經濟由冷轉熱，社會問題頻發(fā)，到如今，農業(yè)問題再次凸顯，這并非因為改革不夠徹底，而是緣于人們心理上對農業(yè)的輕視。這期間，茅于軾、陳錫文、周其仁等頻頻發(fā)言，呼吁維護農民權益，甚至不惜親身示范，以知識分子綿薄之力貢獻建設性意見。

于是，中國經濟在經歷甲子輪回之后，回歸農業(yè)底線，意味著土地重新被重視。而土地背后，正是產權這個經濟原點的歸位。撇開紛亂雜陳的事態(tài)，一切問題的根源，在于所有權區(qū)分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