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就愛幻想。那也許是因為我從未體驗過家庭的親情與溫馨，所以我把一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托到幻想中去了。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讀初中的時候，把自己大部分的課余時間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書屋。因為沒有那么多錢買書，于是就每天下午坐在書店的取書階梯上不花錢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說，有巴金的、曹禺的，也有徐和無名氏的。這些書看多了就更豐富了我的幻想。于是，當母親沉湎于麻將桌上，沒有人過問我的時候，我就愛爬著狹小的樓梯，鉆上三樓的平面屋頂，靠坐在一面墻旁，或者看小說，或者就是呆呆地望著藍天白云任憑自己的感覺倘佯在想象的自由天地間。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鳥群，無憂無慮地飛翔在廣闊天地間；我也幻想有朝一日，擺脫這沉悶的家庭，去創(chuàng)造自己的幸福。也許我會成為一名出色的演員，因為那時候我著迷般喜愛話劇藝術；也許是個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也許是個鋼琴家，因為我是那樣地渴望能學習鋼琴。我也幻想過我會得到世上最最純潔美好的愛情。

后來，我隨家庭到了北京，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革命的環(huán)境。但是我還是好幻想，不過想的是我去朝鮮打仗，即使是犧牲在沙場上，也是壯麗的人生；我激動地念誦過“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尸還”；我也想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貢獻自己的青春年華；高中畢業(yè)報考大學前，我又幻想報考清華水利系，做一個新一代的錢正英；或者是建筑系，將來是新中國的梁思成……

我唯獨沒有幻想過的是我會搞外交，也沒有幻想過我會嫁給一個叱咤風云的外交部長，自己也成了一個“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么美好，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有一天我會遭厄運，我會被卷入政治的旋渦，險些葬身在別人玩弄的政治游戲之中。我也沒有想到過婚姻會破裂，沒有想到過刻骨銘心的愛最終變成了生離死別，在我僅僅四十八歲時就留下了我孑然一身，四處飄零。

我真正感到遺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過的美好的愿望幾乎一件都沒有實現，而我沒有想過的事卻都發(fā)生了，并且構成了我悲劇性的人生。

回首往事，這幻想的破滅，這多災多難的艱難人生似乎都是從那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而且在不知不覺中，這災難早在1964年就已向我逼近。

記得是從1963年末開始，我每個周末去毛主席那里幫他學點英語消遣。到了1964年春節(jié)前夕，有一次在學完英語陪主席一起吃晚餐時，毛主席對我說春節(jié)過后，他要巡視南方。他邀請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換當教師，我教他英語，他教我歷史。毛主席要我去買一套《史記》，一路上由他來指導我讀。

我非常興奮！能有毛主席教我讀歷史，這是何等的幸運！回家告訴父親，他也很高興。我立即去書店買了《史記》，等待著春節(jié)后主席通知我動身。

沒想到，大約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書來了個電話，說主席決定取消南行計劃了。我好失望！春節(jié)后，當我又回去幫主席學英語時，毛主席對我說現在黨內工作忙，沒有時間到外地去了，以后再說。

我那時天真地以為那只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過這一陣，我還有機會陪同他出巡的。我哪里知道，后來給全中國帶來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此時已悄悄地出現在中國高層領導的政治生活中了。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運動就開始了，但主要是在農村。我們都到展覽館去聽了“四清”運動的經驗報告會。后來，學校也要下去“四清”了，我問毛主席我要不要參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繼續(xù)去幫他學英語，我就向學校請假。毛主席說我應當去參加“四清”運動。他說這是一場階級斗爭，我應當去經受鍛煉。他說他的英語課可以暫停，等我“四清”回來，他要我向他匯報“四清”中的所見所聞。

不久之后，我同學校的一部分教職工就出發(fā)到北京郊區(qū)一個農村去參加“四清”了。那時候，我們這些青年教師都是出了小學進中學、出了中學進大學的所謂“三門干部”。雖然經過了一場可怕的“反右斗爭”，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園的環(huán)境中過著與書本和學生打交道的平靜生活。我們一點不懂得中國農村的情況，更不懂得為什么農村出了那么大問題，要我們去搞這場清查。下鄉(xiāng)之前聽的那些經驗報告很是嚇人，似乎農村干部中“爛掉了”一大片。所以對于下鄉(xiāng)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個年代，黨中央、毛主席指點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問的。

我不記得那是郊區(qū)的哪個村子哪個大隊了。但我記得我們到達村子后，就被分配到最窮的農民家去住宿，并且叮囑我們不得接受干部的邀請去干部家做客。我們開始了“明察暗訪”、“訪貧問苦”，神神秘秘地搜集著干部們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賬，據說是農村干部有嚴重貪污現象，所以要查賬。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個村干部家取賬本。那個干部非常緊張，再三要我主持公道，不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覺到我的所作所為和我的判斷竟可能影響到另一個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參加這個“四清”運動，但這意味著逃避斗爭，幾乎是一種背叛！

后來，可怕的事還是發(fā)生了！一個村里的受審查的干部跳井自殺了！當時，雖然我已經入黨六七年，但我還不到三十歲，也沒有經歷過什么風雨。得知這個消息后，我嚇壞了。晚上不敢出門，因為那口井離我住的地方不遠。連大白天，我都不敢走近它。我眼前總是時隱時現地看見那個跳井干部的身影。我心里開始第一次出現了懷疑，懷疑我們這樣背后搜集干部材料以證實我們假設的這個干部存在問題的做法是否正確。我也懷疑那種唯有最窮最臟才是最革命的理論。到了村子后，我被分配先后住過兩戶農民的家里，去和他們“扎根串聯(lián)”。頭一家是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他們似乎都有病，都不能參加農田勞動，因而也特別窮。他們那所謂的家不過是一間黑洞洞的破屋。入夜，他們幾乎不點燈，也幾乎不做任何飯菜。每頓飯都是窩頭加咸菜。他們那黑屋子的骯臟一直到現在，我每每想起都會覺得胃里難受。這一對“革命的依靠對象”還多少有點癡呆，我問他們任何問題，他們都呆呆地望著我說不知道。他們也奇怪我這個“城里的學生”為什么一定要擠到他們這破屋里去和他們住在一起，打亂他們的生活。

后來，我實在無法忍受下去，也覺得和他們去“扎根串聯(lián)”實在是極為荒唐。領導上決定為我另找一個“串聯(lián)對象”。這一次是一對年輕夫婦，住得比較寬敞，有一堆孩子，每兩個之間最多只差兩歲！那個妻子和我年齡相仿，倒是伶牙俐齒，說起村干部的“嚴重問題”，她可以告訴我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情。我聽其他農民說這對夫婦有過小偷小摸的不良行為，受過村干部批評，他們多少有點乘機泄私憤、落井下石的味道。他們也不大愛勞動，所以工分少，日子過得比較窮。大概一是他們窮，二是他們十分熱衷于攻擊村干部，于是他們成了“四清”的依靠對象。不知道他們家的臟是否也算是革命的象征。記得有一次午飯剛擺上炕桌，那婦女懷里抱著的嬰兒就拉稀了，弄得桌邊、炕沿全是稀屎。這女人竟順手拉過一塊尿布，稀里糊涂地胡亂抹了幾把，就叫她丈夫和我上炕吃飯。那一次我無論怎樣告誡自己要克服自己的資產階級意識，和貧下中農同甘苦，我都無法壓住胃里的翻騰，我推說胃疼沒有吃午飯。我難以說服自己骯臟和革命是畫等號的。

“四清”回來，我心里總覺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靜的校園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復了。我不再幻想，因為不知道“四清”之后還會發(fā)生什么事。社會上已經開始不斷地講“階級斗爭”，上演的戲劇也開始講階級斗爭。我們精心排演的為紀念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奧賽羅》也未能正式公演，因為領導擔心這莎翁的巨作是傳播資產階級思想。

“四清”回來后，我還見過幾次毛主席。他問我在鄉(xiāng)下做了些什么。我沒有敢對他說我的疑問，所以只能簡單地講點趣聞。后來到了大約五六月份，毛主席對我說：“黨內出了點問題，我要忙了，恐怕沒有時間讀英語了，只好暫停，以后再說?！边@時我已隱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發(fā)生了。但究竟是什么事，它會嚴重到什么程度，卻是遠非我這個小知識分子黨員所能想象的。從那時起，我整整六年沒有見到毛主席。

1965年到來時，全國的政治氣氛更為濃厚了。這時我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發(fā)生了一件造成后來“文化大革命”中吳璞以及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十幾位英語系黨員教師遭受打擊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組到外國語學院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

這場運動的背景是1964年高等院校進行的一次體制改革。外國語學院從原來的雙重領導（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改變成單軌歸外交部領導。原來，在雙重領導期間，教學質量是歸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學生分配等人事問題歸外交部管理。當時的北京市委由彭真同志領導，一班領導人多數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因此無論在對外語教學的指導上，還是對學校管理方面都是有條有理的。但是，學校歸外交部全面接管后，部里派了一些干部到學校接替原來的幾位主要領導，從此，學校的教學秩序被打亂了，外國語學院被鬧成了上演一幕幕“肥皂劇”的舞臺。

新上任的這位X黨委書記來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當領導也是很難為他的，因為他早年參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

于是，X書記就決心要抓當時已沸沸揚揚宣傳得非?；馃岬恼嗡枷虢逃?。北京市委當時下達了一個文件，禁止高校學生談戀愛，更不準結婚。于是X書記就大抓這件事。不僅大會小會反反復復開，而且講了許多引人發(fā)笑的意見，例如說當有人在會上傳條子故意問他教師可不可以生孩子時，X書記情急之下，怒氣沖沖地說教師也不準生孩子，違者停職。X書記還親自在每天晚上晚自習之后拿著手電棒突擊抽查教室中有無談戀愛的男女學生。結果鬧得雞飛狗跳，學生忍無可忍貼大字報抗議，因為X書記把一位女學生團支部書記找一位男同學談入團問題也錯當做談戀愛處理。又因為那位團支部書記剛洗過澡，頭發(fā)散開，因而被X書記嚴厲批評為“行為不端”。

更熱鬧的是X書記在學校里大抓滅臭蟲。本來這是件為集體宿舍做的好事，但X書記卻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星期天全體人員不許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禮堂外的平臺上督戰(zhàn)。學生、教師排隊端著臉盆到開水房打了開水要從他面前走過由他抽查這水夠不夠燙，然后再去澆自己的床板。當然，這么一折騰原來滾燙的水也變冷了，整個校園抓臭蟲大軍一片笑鬧，甚是滑稽。教師們紛紛提意見說學校要抓臭蟲，但不必如此大張旗鼓。與此同時，自從外交部這批新領導到校后教學卻沒有人抓了。后來，中央開始抓各個領域的階級斗爭，于是，學校領導又集中力量去搜集外語教學中的階級斗爭動向。在經過了一系列的調查之后，X書記終于向全體教師、學生作了一個批判外語教學中的資產階級“只專不紅”的報告。但由于書記本人缺乏外國文學的起碼常識，這個報告變成了一個大笑話。例如X書記在批評外語教學中選用的文學作品毒害學生和青年教師時在舉例中把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和《安娜?卡列尼娜》混為一本書，他說有些學生看了“安娜圣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評我們英語系教師排演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但顯然他并沒有讀過甚至聽過《奧賽羅》的劇情，甚至也不知道奧賽羅是劇中的男主人公，是個摩爾人。于是他說“有女教師演奧賽羅之后，自己就天天照鏡子，想象自己長得和奧賽羅一樣漂亮”。結果自然引起嘩然。除此之外，與X書記同時來校的一位W主任，中年尚未婚娶，于是在找年輕女教師談思想時就流露出愛慕之意。此事傳出也引起教師們的極大反感。一個高等學府變成了層出不窮的滑稽戲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