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門相對較新的學科，“決斷與決策”才剛剛出現(xiàn)在一些優(yōu)秀商學院的課程當中。這門學科還沒有達到維爾弗雷多·帕累托的“80／20法則”的要求：我們還沒有形成預測80％的決斷成敗所要求的 20％的理解，但是我們正在取得進展。

1957年，在研究有限理性的開創(chuàng)性成果當中，政治學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為“決斷與決策”這門學科奠定了基礎。除了毫不客氣地抨擊古典經(jīng)濟學和博弈論中充斥著的極度理性之外，西蒙的成果還闡釋了決斷時把現(xiàn)實世界中的無秩序和非理性考慮在內(nèi)的必要性。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推翻理性選擇理論(包括期望效用理論)而得到廣泛贊譽。他寫道：“研究表明，人們在決斷時缺乏遠見和辨別力，還可能缺乏預測各自未來喜好的技能，并且有可能被模糊的記憶以及對過去經(jīng)驗的錯誤評價所誤導，做出錯誤的選擇?！笨紤]到上述的所有因素，包括大量的可能性、現(xiàn)實的無秩序、決斷學科的初創(chuàng)以及運氣的反復無常，如果對決斷的重視在領導研究中不是一個“黑洞”，那才真是咄咄怪事了。

現(xiàn)實問題是：正確決斷與色情描寫不同，你看見了卻未必總能認清。到目前為止，有誰能肯定地說布什總統(tǒng)在2003年批準入侵伊拉克的決斷達到了目的，抑或是新世紀里最糟糕的一次決斷?在這一點上，詩人似乎總是比批評家做得更好。想想詩人奧登(Auden)令人警醒的詩句：

所謂必然，純粹出于偶然才會發(fā)生在你身上。

所謂真實，只有真正荒謬才會給你留下印象。

讀了奧登令人痛苦而又恰如其分的詩句，我們可能更容易繼續(xù)忽視有關決斷的問題，不管它有多么重要；乃至懷疑我們自己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所做出的決斷。但是我們還有希望，給我們帶來了這種希望的，是“決斷與決策”這一學科領域的巨大潛力以及蓬勃的發(fā)展勢頭。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個新領域是大有前途的。保持這種樂觀的一個理由是，該學科當前的繁榮有著豐富多樣的根源：古典經(jīng)濟學家的“選擇”和“效用”理論；魯?shù)婪颉た{普(Rudolf Carnap)、奎因 (W.V.Quine)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數(shù)理邏輯方面的成果；諾伯特·韋納(Norbert Weiner)、杰伊·W·福雷斯特(Jay W.Forrester)和利克利德(J.C.R.Licklider)在計算機科學和系統(tǒng)科學方面取得的進展；庫爾特·萊溫(Kurt Lewin)、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以及歐文·賈尼斯(Irving Janis)等眾多社會學家的深刻見解(他們深入地研究了群體動力學以及“群體盲思”對決斷的影響)；理查德·諾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歐內(nèi)斯特·梅(Ernest May)、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以及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等政治學家的貢獻(他們關注的焦點是總統(tǒng)的決斷)。

我們還必須提到越來越多的傳記作家和歷史學家。為了描述丘吉爾的領導，約翰·盧卡奇(John Lukaes)寫下了《倫敦五日：1940年5月》(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這本小書雖然很薄，但它幾乎就像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一樣見地不凡。另外，喜歡思考的實踐者，也就是決斷者本人，他們的著述也很重要。他們愿意評價自己的決斷，這就是他們的貢獻。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們的著述始終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知識來源，其中充滿了令人警醒的故事。

對任何令人信服的決斷理論的發(fā)展來說，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奠基性成果都是一個最重大的貢獻。他們在行為經(jīng)濟學方面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首先就是對決斷的研究。另外，還有很多認知神經(jīng)學家和積極心理學家，他們杰出而豐富的研究成果也與這一主題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