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以監(jiān)國自居，“世凱自命其權(quán)力地位，亦在各國駐韓公使之上。遇有各國公使會議籌商事務(wù)，則派翻譯唐紹儀充代，車馬服從亦極麗，至韓宮府行為，外交動作，事無大小悉加干涉，韓無一事能自主”，“甚至韓王欲換一宮內(nèi)小臣，不令袁知，輒曰任用小人，必去之而后已”。在交往儀式上，袁世凱與朝鮮官員交往，均用平行照會；朝鮮政府遇有“公會”，袁世凱為“賓中之王”，其席位應(yīng)在朝鮮官主位之上。另外，在“入賀”、“賜奠”等禮節(jié)上，朝鮮雖有不甘之心，但在袁世凱的督促下，依然延續(xù)。光緒十六年（1890年）四月，朝鮮趙太妃病逝。朝鮮即向袁世凱及清廷北洋大臣稟告。按照禮節(jié)，藩屬國的國王、王妃等去世，還需派遣“訃告使”到北京，向禮部告訃。然后清廷亦派使前往賜祭，并賜謚號。這次趙太妃病逝，朝鮮欲取消“大喪禮”，遂遲遲沒有派“訃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凱則不斷催促朝鮮王室，最后朝鮮只好派使前往。清廷也隨即任命戶部左侍郎續(xù)昌、右侍郎崇禮為賜祭朝鮮國母妃正副使。

袁世凱在朝的“宗主監(jiān)國”身份自然引來其他國家的嫉妒和不滿，日本對袁世凱多有氣憤，日本本以為朝鮮可成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袁世凱卻成了它的侵吞朝鮮的絆腳石。日本始終有“袁久駐韓終必為患”的思想，一直設(shè)法讓袁世凱離開朝鮮，以除心患。日本“熱心國事者謂：袁此等舉動，勢將并吞三韓，不可坐視。宜忠告袁世凱，如不聽則戎衣相見”。爾后，日本政府又致書駐日公使徐承祖，囑清政府命袁世凱前往東京，與日本執(zhí)政諸臣面商一切。日本向袁世凱提出十二條忠告，告誡袁世凱勿損害朝鮮之自主權(quán)，宜勸其變法，以圖自強(qiáng)，且中日兩國應(yīng)協(xié)力圖謀。袁世凱則告訴日本政府，朝鮮乃清之屬國，非他國所能干預(yù)。日本政府遂越發(fā)氣憤，“我國當(dāng)時亦無知之何。而我君臣，見清于韓種種虐待，實代不平”。

美國對袁世凱的專橫跋扈，也有不滿的情緒，美國曾直接致電清廷詰問：“囑詢中國派駐朝鮮袁姓，官系何等職任。聞在該國，無論各國駐高大臣有何公事會議，彼均弗肯與議，惟派所用之通使前往，屢有事件，自以為與高廷相近，與他國大臣不同?！蕠谵D(zhuǎn)詢中國所派駐高之員，是否即系辦事大臣，抑系二三等欽差……”在美國眼中，袁世凱的“交涉通商事務(wù)大臣”就是“三等公使”，不能與美公使平起平坐。但遺憾的是，袁世凱不但沒有因為“三等公使”而委居美公使之下，反而居上，公使會議常派唐紹儀代充。美多任駐朝公使對袁世凱多有非議，指責(zé)袁世凱地位特殊且過多干涉朝鮮內(nèi)政。

袁世凱的傲慢、專橫、跋扈，引來了諸多的非議、不滿，甚至責(zé)難。這是由袁世凱個人“自大妄為”、“盛氣凌人”的性情所致，也是因列強(qiáng)的“嫉妒”而生。處于浪尖的袁世凱，要辦好事情，確有不易之處。還好這點李鴻章看在眼里。李鴻章雖然知道袁世凱在朝鮮的確有傲慢之舉動，行為也不乏暴躁，但他也知道袁世凱還是在竭力維護(hù)清朝在朝鮮的“上國”地位的，遂默許袁世凱大膽“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