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在全國各地以及海外一共建立了8個支部，而這8個支部的建立，無不與“南陳北李”有莫大的關系。

尤其是廣州支部的建立，和陳獨秀1920年12月的廣州之行是不無關系的。

說到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就不得不提到一份報紙——《廣東群報》。而提到《廣東群報》，則不得不提到陳公博。因為該報紙正是陳公博聯絡一批同學以及進步人士創(chuàng)辦的，而且他還擔任了總編輯一職。

1920年的廣州，正如陳獨秀在上海所評價的那樣，青年思想進步，群眾基礎很好。但是，這其實只是表面現象，當時的廣州真實的情形是，雖然粵軍回粵，桂系軍閥被趕離，然而，內部卻動蕩不安。政治上，胡漢民和陳炯明摩擦不斷；軍事上，許崇智和陳炯明同樣對抗不斷；加上彼時的國民黨既無組織，又無活動，更沒有宣傳，這讓陳公博不免有點寒心。就在這時，俄國十月革命開始在廣州發(fā)揮無與倫比的影響力，這吸引了當時陳公博的政治眼光，讓他開始向共產主義轉變。

彼時的陳公博，做事還是很有魄力的。他立刻就聯系了譚平山、譚植棠這兩個摯友，開始一起創(chuàng)建了《廣東群報》。

因為陳公博等人創(chuàng)建《廣東群報》的早期目的，就是為了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所以得到了陳獨秀的大力支持。他專門為該報的創(chuàng)刊號撰文《敬告廣州青年》，而以他當時的影響力，這無疑等于給該報做了廣告。旋即該報成為當地進步人士最為歡迎的報刊之一，而這，為共產主義在廣州的傳播，無疑起到了極好的推動作用。

與其他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chuàng)建過程相比，廣州支部無疑是最為曲折的。

孫中山和維經斯基的交談起了作用，為了和中國革命力量保持聯系，蘇聯政府果然派出了代表來廣州成立通訊社。當然，這只是個借口，他們真正的目的是來廣州與當地革命力量建立聯系，以便在當地建立黨組織。

這兩個叫斯托揚諾維奇和別斯林的俄共（布）黨員，到了廣州以后，便開始像幽靈一樣在各個社會團體以及進步人士之間游走，而在他們的拉攏下，廣州的一群無政府主義者上鉤了，于是一個主要由無政府主義者參加的共產黨組織突兀出現了。

《廣東群報》作為最熱衷宣傳社會主義學說的報刊，按說它的創(chuàng)刊人以及編撰人員才更像共產主義者。然而，對廣州革命行情渾渾噩噩的斯托揚諾維奇和別斯林，偏偏忘記了他們。

而這種情況，直到陳獨秀的出現才得以解決。

陳獨秀是應當時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邀請，由上海前來廣州就職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預科大學校長的。彼時的陳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需要陳獨秀這樣的名人裝點自己“革命家”的門面，而陳獨秀也看中了廣州的大好革命形勢。

雙方一拍即合，陳獨秀于1920年12月下旬來到了廣州。

陳獨秀的到來，對于陳公博、譚平山以及譚植棠絕對是值得欣喜的事情。他們已經聽聞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的事情，都有心加入這一革命組織。他們立刻找上門來，和陳獨秀就成立廣東支部的事宜展開磋商。

陳獨秀此來廣州，正有在當地組建支部的用意，對于三人的革命熱情，自然十分樂意接受。商談中，兩個俄國人組織成立的主要由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支部自然遭到了他們一致抨擊。陳獨秀也不贊同將無政府主義者拉入共產黨早期組織，隨即他出面與斯托揚諾維奇以及別斯林進行交涉，將這兩個俄國人也拉進籌建廣州支部的行列。

次年3月，經過陳獨秀的奔走，廣州支部終于成立了。

當時的成立大會，包括陳獨秀和兩個俄國人在內，一共有9個人參加，會上，譚平山被推舉為書記，而譚植棠和陳公博則分管組織和宣傳。

陳獨秀的廣州之行，不僅促成了廣州支部的建立，而且還影響到了香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立。

陳獨秀從上海赴廣州是乘船沿水路前往的，在輪船短暫駐留香港時，“視學員”林昌熾、皇仁中學畢業(yè)生張仁道還有一個小學的老師李義寶，不知道從哪里聽來的消息，登船求見，請教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彼時，正盡心竭力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傳播的陳獨秀，自然樂意為這些進步青年釋疑解惑。而他對三個香港青年所講的話，直接影響到了他們以后的人生，于是，就有了后來香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