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很多人把它解成：“在那些文化落后的地方如夷狄，就算有君主，也比不上我們華夏諸國沒有君主的情形?！?

這樣的解釋乃“自我意識”過分膨脹的結果。真是這樣，就不值得寫在《論語》里了。

其實，只要用點兒心，將不難發(fā)現，句子里的“君”不是僵化的指“君主”，是泛指國家的“君道”，也就是君臣之禮。

孔子在當時，眼見周王朝建立的一個井然有序的大社會，正在逐漸崩潰，想要撥亂反正而力不從心。不知在什么場合，因感時傷世而說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句話的意思是：夷狄那樣文化不如我們的地方，都懂君臣之道，不像我們華夏諸國到處都是“君不君，臣不臣”了。

在這里，必須再次強調“前言”中的話：“要解《論語》，對孔子的人格、思想、心胸、氣概，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上述那種自我膨脹的心理，與目前“白人至上”的褊狹心態(tài)相比，還不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嗎？哪里看得出有一點“有容乃大”的氣概來。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征之矣。”

“禮”泛指典章制度、風俗文物等，因為它們與禮有緊密結合的關系。

“征”是證驗、考證的意思。

“文獻”，“文”指典冊而言，“獻”是知道故禮的時賢。合起來可把文獻看成資料的來源，進而直接當“資料”來講。

杞是夏亡后，夏后裔的封國。

宋是殷亡后，殷后裔的封國。

許多人把本小節(jié)解釋成：孔子說：“夏代的禮制，我可以說出大概來，但我卻不能從杞去求得證實。商代的禮制我也可以說出大概來，但也不能從宋去求得證實。因為這兩國的文與獻都不足夠，如果夠，就可以證實我所說的話了。”

我認為這樣的解釋，尤其是最后一句話，“如果夠，就可以證實我所說的話了”，非常不妥。這好像是說孔子因為杞與宋的文獻不足，所以“吾能言之”的“言”，只是基于傳聞、推測和臆測而來似的。而且這樣解釋，明顯地與《為政》篇中“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發(fā)生了矛盾。

事實上，在周代，對于史料保存最完善的，除了周天子的宗室，就要算魯國了。因為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邑，而周公又是周制的創(chuàng)始人，所以魯國擁有大批類似周宗室的資料副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為時較孔子晚的莊子也曾說：“……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知識分子）多能明之。”算是一個旁證?？鬃邮囚攪?，他的“好古，敏以求之”，驅使他在少年時期就有志于學。他個人對前朝的典章制度、風俗文物都做了深入的考證和研究。以至在他三十歲時，就以“知禮”聞名于魯了。后來他又在魯國做過官，在資料的取得方面更為方便；以后又周游列國，也去過周室，接觸過很多文獻，所以孔子對古史的了解，可稱得上是當代的大師吧！只不過由于有“敏以求之”的個性和“學不厭”的特質，他總想知道得更多些，想從杞與宋多找到些有關前朝某些傳聞的資料，但是他失望了。他發(fā)現杞與宋的文與獻兩者皆不足，不能對他的進一步考證有所助益，于是乃有“足，則吾征之矣”的嘆語。

綜合本小節(jié)的意思，是孔子直接地感嘆杞與宋的文獻不足，間接地在強調資料的詳盡記載和妥善保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