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頗的助手慧頤，為文筆知名之士，玄奘助手負責證義的靈潤，未進譯場前已是一個精通義理，善于講經(jīng)的人了。他能“問難深微”，遇上已譯經(jīng)文“詞理有礙，格言正之”，而為“眾所詳準”。玄奘另一位證義助手道因，也是了不起的人，因玄奘“每有難文”，不易譯出的，必找道因“同加參酌”。從前老早就有了的“筆受”，后來更分出“綴文”和“潤文”兩方面，因為窮一人的精力綜理全部譯文，未免過勞，于是漸增筆受人數(shù)。唐貞觀二十一年，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時，“承義筆受”的有八人，“受旨綴文”的又有八人，到了顯慶元年，玄奘的譯場中又增加“潤文官”一個職位。這是唐高宗應玄奘的要求，下敕命于志寧、來濟、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杜正倫六位文臣，給新譯的佛經(jīng)“時為看閱，有不穩(wěn)便處，即隨事潤色”。負責綴文的道宣，撰有《續(xù)高僧傳》、《大唐內(nèi)典錄》、《廣弘明集》等書，他本身又是律宗的祖師。由此可見，譯場的人數(shù)雖然減少，但參與的人各具專長，使譯場成了專家的集會所了。

潤文官大都是敕派，但也有自己請求的，如《大寶積經(jīng)》進行翻譯時，中書侍郎崔湜走到翻經(jīng)院，見在場的人皆一時之選，不禁有“清流盡在此矣”之嘆，于是上奏要求加入潤色。崔湜自動參加譯經(jīng)的原因，是因為他覺得譯場中人不論僧俗，都是飽學之士，無異是一個學術(shù)集會，他參加進來，在翻譯工作之余，便有機會和他們切磋琢磨，以增進自己的學術(shù)修養(yǎng)。由這故事，便可見譯場的學術(shù)空氣是何等的濃厚。

現(xiàn)在我們再來看看譯場助手的分工情形。東晉南北朝時是沒有“證義”的，那時譯場中負實際責任的是“傳語”和“筆受”，正所謂“義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文質(zhì)系乎執(zhí)筆”，即傳語負責意義，筆受負責辭藻，故筆受之選以文學修養(yǎng)為首屈一指，懂不懂梵文倒無所謂。

北宋初年建筑的一所譯經(jīng)院，內(nèi)分三堂：中堂為譯經(jīng)的所在，東序是為潤文用的，西序是為證義用的。證義一門又分出許多新職，故有所謂“分職證義”，及“證義正員”等名義。其實，早在玄奘的譯場中，證義中已分出的部門，便有“字學”及“證梵語梵文”。“字學”又叫“正字”，專審查譯文用字的得失，屬于中國音義訓詁學的范疇?！白C梵語梵文”又簡稱“證文”，專審查梵文原本的字音字義，是屬于印度聲明學的范疇。上面提到的崔湜，就曾做潤文官兼“正字”，如《開元釋敎錄》卷九《義凈傳》上便提到義凈的助手中，有“兵部侍郎崔湜，給事盧粲等潤文正字”。到這時“正字”已由潤文官兼任，有時索性取消了，但專管原文方面的“證梵語梵文”，卻另行發(fā)展為好幾種新職了。

第一種是“證譯語”，首見于武則天時菩提流志的譯場中，由一位出生和落發(fā)都在中國的印度籍僧人慧智擔任此職，專審聽他們的漢語口譯有無錯傳主譯的話。后來唐中宗時華人義凈的譯場中也設置得有這一職位，仍由外國居士擔任。

第二種叫“證梵義”，武則天時義凈譯場中設置，職責為“明西義得失，貴令華語不失梵義”。

第三種叫“讀梵本”，是義凈時置，他本人梵文雖好，但要讀誦得聲調(diào)正確，仍以印度人為佳。

第四種叫“證梵本”，也是義凈所設置的。這是為考證梵文原文的內(nèi)容，注意梵文形式的表達，遇上原文有講不清楚的地方，要能夠加以解釋，使原文意思能正確地表現(xiàn)出來，不致有誤。

從這四種新職來看，翻譯工作較玄奘時更有了進展，人們已體會到翻譯以理解原文為第一要義，故不特把證義再細分為若干部門，且聘外國人為助，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了唐德宗貞元年間，“證義”工作又有了新的進展，如不空譯場中有“證義”十一人，另有“?？薄比?，“檢?！币蝗恕０闳糇g場中的“檢勘”和“詳定”，只是名義上的改變而已。北宋譯場完全承襲唐代舊規(guī)，分工方面再沒有什么新的發(fā)展了。

(本章取材《現(xiàn)代雜志》三卷二、三期曹仕邦著《關(guān)于佛教的譯場》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