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恭綽著《遐庵談藝錄》中，有一篇題為《由舊日譯述佛經(jīng)的情況想到今天的翻譯工作》的文章。內(nèi)容主張我們必須仿效前人譯經(jīng)的方式來從事翻譯，才可免除近代譯書的粗制濫造的流弊。他雖不同意墨守成規(guī)，完全依照“譯場”的辦法進行，然他對于那種方式確是很贊成的。他的這種見解我們都具有同感，因為誰都知道翻譯必須認真徹底，才能搞好，而翻譯佛經(jīng)的方式是最認真，而又最徹底的?，F(xiàn)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古代“譯場”的情形，到底是怎樣的。

中國進行有系統(tǒng)的翻譯工作，始于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直到北宋為止，前后達九百年之久，其間完全采用一種叫做“譯場”的方式，即許多人通力合作，在嚴格的分工制度下從事翻譯工作。我們普通人說到翻譯，都是指的一個人執(zhí)筆的翻譯，而不是指許多人一塊兒來譯一部書。清朝末年的“譯學館”，乃至民國以后的“國立編譯館”都未曾作此嘗試，雖個人的譯作，也都沒有什么成績表現(xiàn)。

據(jù)曹仕邦的考證，中國在隋朝以前的譯經(jīng)方式，有點像現(xiàn)今的演講討論會，組織比較松懈，結(jié)果費時失事，事倍功半。因為隋朝以前是由主譯公開在大眾前一面翻譯一面講解，在場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譯辯論。那時主譯的聲望愈高，聽者愈眾，如鳩摩羅什在關中作主譯時，便有徒眾三千，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從分裂的中國各地來的，因什公名氣大，三藏兼明，所以熱心聞法的人，紛紛越境而湊幅長安。這數(shù)以千百計的聽眾，對譯經(jīng)的幫助，并不太大，至多只能收集思廣益的效用，使真理愈辯愈明而已。

譯場上講經(jīng)是對不懂梵文或西域文的華人，來講解原用梵文或西域文寫的佛經(jīng)，所以主譯先誦讀原文的經(jīng)文，然后再隨口譯為漢語，如果主譯不通漢語，就由“傳語”負責口譯，再由一弟子負責記錄，稱為“筆受”，即是用筆來接受的意思。筆受的任務是主譯隨時口譯多少，他就記錄多少。有些佛經(jīng)是梵僧來華后憑記憶背誦出來的，而不是他們攜來的寫在貝多羅葉上的原文，遇此情形，就得再增設一位專門負責記下梵文的筆受。

主譯或傳語將原文口譯成漢語，再由筆受記錄下來，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工作，因為這兒口頭譯出的經(jīng)文，還得由主譯加以講解，聽眾加以辯難，直到在場的人都徹底了解，毫無疑問時，才算定案。

現(xiàn)在新式的教學法，決不限于教師一人講解，在一節(jié)課中常分為講解、討論、測驗三個部分?，F(xiàn)新加坡大學校外進修系的課程，每次也是規(guī)定一小時講解，半小時討論。佛教講經(jīng)，特別注重討論，歷來都要聽眾向法師質(zhì)詢和辯難，相傳佛陀住世時講《安般守意經(jīng)》，弟子們無人能提出質(zhì)問，佛陀只好自己化作兩身，由一化身發(fā)問，另一化身作答，借著彼此的問答和辯論，引導弟子們進一步的了解經(jīng)義。從這傳說看來，可見討論辯難是很早就實行有效的傳統(tǒng)方式。后來在中國譯經(jīng)時，仍然要采用它，也是當然的。

譯場上譯經(jīng)，除了傳語和筆受的實際任務外，聽眾也各自作出筆記，作為討論的張本。前人記載鳩摩羅什譯《維摩經(jīng)》的經(jīng)過時，有兩句名言說：“因紙墨以記其文外之言，借聽眾以集其成事之說?！鼻熬渲钢髯g的解釋經(jīng)義，因為解經(jīng)時所說的話，都非佛經(jīng)本文，故稱“文外之言”；后句所言，如聽眾不作筆記，他又從何借他們“聽”到的“成事之說”，而將之集合整理起來呢？